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

    110年前的所谓“庚子事变”，是一个“事件群”的组合，它包括义和团在京畿和其他若干地方兴盛而达到“运动”高潮；列强藉以加强干涉乃至组织联军发动战争；清廷经历从抚用义和团、对外国宣战到“西狩”流亡、妥协“议和”的转折等。在此之际，相关社会传闻盛行，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而北京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

    一、传闻举要

    庚子事变中京城流播的社会传闻，可以与相关事件对应并主要归纳为三类：

    一是关于义和团的神异传闻。有关义和团的传闻固然五花八门，但最突出的是其“神异”内容。据时居京城的“仲芳氏”（真实姓名不详），在其《庚子记事》（其中多涉当时京城的典型传闻，本文中凡未另行说明或出注的引文皆出自该篇）中记述，城中“哄传团民善用遁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又哄传其“无论相离千数百里，此处焚表呼唤，彼处立时便知，人亦顷刻而至，比电报尤速”；还哄传其“能避敌人枪炮，团民用手一指，对阵枪炮即不过火，不能发声”，“刀枪炮弹不能伤身，枪炮子至身即落，皮肤毫无痕迹”。此外，颇为典型的还有像义和团“神术”纵火，能按其意愿控制火的起止和延烧范围之类的传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而内容多围绕义和团的应敌手段展开。

    二是关于作战双方的军情传闻。仅以联军攻取北京之际的情况为例，即可见其一斑。有记：七月十七日（8月11日）“自晨至午，由东来溃勇无数，纷纷进城，皆言通州失守，粮台失陷，李秉衡大帅殉难捐躯”，至于败兵究系何人所部，说法多样，“传讲不一”。及至十九日午前，哄传洋兵“离沙窝门（广渠门）仅十余里，转瞬即到”，“少顷，又哄传洋人已至齐化门（朝阳门）关厢矣。又有言东直门已被洋人围困”。在日夜不停的炮声中，关于炮战所发地点“或云（东）交民巷者，或云西什库，相传不一”。到二十日则“哄传我军已将东交民巷洋人围卡攻破矣”；人们看见“缠头骑马之兵”，又“哄传乃我军借来西洋之兵助战者”（据记述者揭明，实为“英国之印度兵”）。真所谓“一刻数惊”，消息纷杂多歧，莫衷一是。

    三是关于清廷的政事传闻。譬如仲芳氏有当年七月初六日（7月31日）记事：“哄传某亲王被拿下狱，某大臣数人拿问解送刑部”，记述者并作说明，“事关国政，不便详记其名。惟近日有军机处行走之人，数日未得回寓，足见内廷政乱矣”。及至十余天后联军侵入京城之初，即“哄传庆亲王与各国求和，暂行停战。或言李鸿章傅相到京者，或言未来者，传说不一”。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的出逃，数日之后民间仍难知详确消息：“传言皇太后、皇上于（七月）二十日夜半，潜离京师，王公大臣随扈者甚众。诡云前赴西陵，其实由口北绕道欲奔山西。或云将来必至陕西建都。或云刻下驻跸怀来县。讲说不一，未得其确。”另据《高枬日记》所载，还有关于“皇上未走”，荣禄“为老佛爷解银二百万，被乱兵杀于黑寺”的传言等等。

    当时京城的相关传闻，纷杂繁多（时人惯用“哄传”状之），所举之例，不啻九牛一毛。需要说明的是，有的传闻未必原发于京城，可能系由他处辗转传来；有的即使原发于京城，传布亦未必仅限此一地。

    二、成因分析

    上述类别的传闻之所以特别盛行，从传闻生发的一般规律与当时特定情势的结合上，即可获得解释。

    能够流布开来的社会传闻，内容上必有能让传布者关注的“重要性”，而相关信息则必处于“模糊性”（不明朗）状态。就上举京城传闻内容的涉及对象而言：义和团的兴盛作为“庚子事变”的导引性事端，其情势足以让人惊心动魄；对战双方在京畿地区军事上的胜负，则直接牵动着局势的发展方向；而清廷应对局势的措置，自然是攸关国家和臣民命运的事情，其“重要性”皆不言而喻，人们即使仅从自身的安危祸福计，对此也不能轻忽。就相关信息条件来看：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发展犹如地冒天降，它对自己的“神异”又竭力进行舆论张扬和行为炫示，极易令人陷入迷惑难解的信息情境；而军情作为特殊信息，一般不会向外间尽实披露，何况在当时的乱局之下，真确信息渠道自会愈加阻滞；清廷政事方面，常规的信息传达本就受到窒碍，而在特殊关头，当政者较平时自然更多隐讳和故意淆乱。信息环境整体恶化，正常通联渠道壅滞难畅，遂有“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佚名：《庸扰录》）的畸态怪局。

    在上述条件之下，传闻能够盛行，还与公众对相关信息在辨别和批判能力方面的缺陷密不可分。这一则是囿于公众的文化素质和认识水平，再则也取决于特定情势下的社会心理状态。以关于义和团的神秘传闻情事为例，试想王公大臣乃至慈禧太后尚且曾信实和利用义和团“神术”（绝非纯然的“政治策略”，部分也是由于“文化蒙昧”），“蚩蚩小民”对此信传又何足为怪。况且在“事变”情势下，迷乱、惶恐和危机的社会心理弥漫，更会大大削弱和障蔽人们理智地辨别和判断信息的能力。义和团不但将其宣传品广泛散播，而且附上“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见字不传，必有刀头之罪”（北京义和团：《增福财神李告白》）之类的警诫。“从众”成为当时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心理反应，一听传闻，“人人附合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这显然是造成传闻盛行的重要因素。

    三、效应评说

    庚子事变与当时京城的相关传闻，自然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但它也会反过来影响“事变”形势，譬如说强化迷乱、惶恐的社会氛围。像在义和团神异传闻的刺激下，“大众喊嚷，令家家户户烧香”，遂造成“随声接应，犬吠人腾，一夜数惊”的局面。一日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佚名：《庸扰录》）。再如，传言洋人对“官宦之家，及在官人役”，“皆欲一概杀绝”，致使城中“各巷无论仕庶商贾，俱将官衔、堂名、门对，尽行刮洗干净”。

    当然，有些传闻或许也能起到激发同仇敌忾情绪和鼓舞人心的作用。譬如，对义和团“神术”的信传，会在舆论上强化对义和团“非凡”威力的认定，从而吸引更多的顺从和归附者，同时又能激起“仇教灭洋”的情绪。一种当年六月十五日（7月11日）的记事记载：“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妇老幼，人人鼓舞欢欣，随声附和，愰动街市”。这种宣泄中尽管不免夹杂一些盲目排外成分，但也反应出人们的反侵略诉求。然而无论如何，义和团的“神术”灭洋毕竟经受不住事实的验证，一旦真相揭明，相关传闻原有的“鼓舞”效用自然也就随之丧失。

    不管怎样，传闻也在“信息资源”之列。需要明确，所谓“传闻”，作为一种真假莫辩的信息，并不一定完全虚假，有的也可能包含真实成分甚至大体真实，只是当时尚无法证明而已。譬如上面举及的关于清军京郊败退、“洋兵”入侵城中的传闻，尽管具体细节上多有出入，但所反映的那个大致时间里的基本军情毕竟不虚。再如，关于拿问某亲王及数大臣的传闻，所记时日，是在许景澄、袁昶被杀之后三天和立山、徐用仪、联元被杀之前十来天，正处于清廷掌权者镇压“反对派”的血腥恐怖笼罩朝野之际，相关传闻纵然事体不确，也属事出有因。至于传说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受命议和，虽说当时李鸿章尚未到京，但嗣后负责议和者确系此两人。而关于慈禧太后一行逃亡情况的传闻，则基本符实。相比之下，关于义和团的神异传闻的虚假成分最多，“智者”从情理上即可分辨，时人对它也不乏有“皆系讹传附会之言”的判断。看来，在真实信息障蔽的情况下，若能对虚实莫定的传闻进行理智的分析、鉴别，也不排除会从中获取某种认识上的助益之可能。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