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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0年09月28日 星期二

    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

    二、成因分析三、效应评说

    董丛林 《 光明日报 》( 2010年09月28日   12 版)

        110年前的所谓“庚子事变”,是一个“事件群”的组合,它包括义和团在京畿和其他若干地方兴盛而达到“运动”高潮;列强藉以加强干涉乃至组织联军发动战争;清廷经历从抚用义和团、对外国宣战到“西狩”流亡、妥协“议和”的转折等。在此之际,相关社会传闻盛行,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而北京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

        一、传闻举要

        庚子事变中京城流播的社会传闻,可以与相关事件对应并主要归纳为三类:

        一是关于义和团的神异传闻。有关义和团的传闻固然五花八门,但最突出的是其“神异”内容。据时居京城的“仲芳氏”(真实姓名不详),在其《庚子记事》(其中多涉当时京城的典型传闻,本文中凡未另行说明或出注的引文皆出自该篇)中记述,城中“哄传团民善用遁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又哄传其“无论相离千数百里,此处焚表呼唤,彼处立时便知,人亦顷刻而至,比电报尤速”;还哄传其“能避敌人枪炮,团民用手一指,对阵枪炮即不过火,不能发声”,“刀枪炮弹不能伤身,枪炮子至身即落,皮肤毫无痕迹”。此外,颇为典型的还有像义和团“神术”纵火,能按其意愿控制火的起止和延烧范围之类的传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而内容多围绕义和团的应敌手段展开。

        二是关于作战双方的军情传闻。仅以联军攻取北京之际的情况为例,即可见其一斑。有记:七月十七日(8月11日)“自晨至午,由东来溃勇无数,纷纷进城,皆言通州失守,粮台失陷,李秉衡大帅殉难捐躯”,至于败兵究系何人所部,说法多样,“传讲不一”。及至十九日午前,哄传洋兵“离沙窝门(广渠门)仅十余里,转瞬即到”,“少顷,又哄传洋人已至齐化门(朝阳门)关厢矣。又有言东直门已被洋人围困”。在日夜不停的炮声中,关于炮战所发地点“或云(东)交民巷者,或云西什库,相传不一”。到二十日则“哄传我军已将东交民巷洋人围卡攻破矣”;人们看见“缠头骑马之兵”,又“哄传乃我军借来西洋之兵助战者”(据记述者揭明,实为“英国之印度兵”)。真所谓“一刻数惊”,消息纷杂多歧,莫衷一是。

        三是关于清廷的政事传闻。譬如仲芳氏有当年七月初六日(7月31日)记事:“哄传某亲王被拿下狱,某大臣数人拿问解送刑部”,记述者并作说明,“事关国政,不便详记其名。惟近日有军机处行走之人,数日未得回寓,足见内廷政乱矣”。及至十余天后联军侵入京城之初,即“哄传庆亲王与各国求和,暂行停战。或言李鸿章傅相到京者,或言未来者,传说不一”。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的出逃,数日之后民间仍难知详确消息:“传言皇太后、皇上于(七月)二十日夜半,潜离京师,王公大臣随扈者甚众。诡云前赴西陵,其实由口北绕道欲奔山西。或云将来必至陕西建都。或云刻下驻跸怀来县。讲说不一,未得其确。”另据《高枬日记》所载,还有关于“皇上未走”,荣禄“为老佛爷解银二百万,被乱兵杀于黑寺”的传言等等。

        当时京城的相关传闻,纷杂繁多(时人惯用“哄传”状之),所举之例,不啻九牛一毛。需要说明的是,有的传闻未必原发于京城,可能系由他处辗转传来;有的即使原发于京城,传布亦未必仅限此一地。

        二、成因分析

        上述类别的传闻之所以特别盛行,从传闻生发的一般规律与当时特定情势的结合上,即可获得解释。

        能够流布开来的社会传闻,内容上必有能让传布者关注的“重要性”,而相关信息则必处于“模糊性”(不明朗)状态。就上举京城传闻内容的涉及对象而言:义和团的兴盛作为“庚子事变”的导引性事端,其情势足以让人惊心动魄;对战双方在京畿地区军事上的胜负,则直接牵动着局势的发展方向;而清廷应对局势的措置,自然是攸关国家和臣民命运的事情,其“重要性”皆不言而喻,人们即使仅从自身的安危祸福计,对此也不能轻忽。就相关信息条件来看: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发展犹如地冒天降,它对自己的“神异”又竭力进行舆论张扬和行为炫示,极易令人陷入迷惑难解的信息情境;而军情作为特殊信息,一般不会向外间尽实披露,何况在当时的乱局之下,真确信息渠道自会愈加阻滞;清廷政事方面,常规的信息传达本就受到窒碍,而在特殊关头,当政者较平时自然更多隐讳和故意淆乱。信息环境整体恶化,正常通联渠道壅滞难畅,遂有“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佚名:《庸扰录》)的畸态怪局。

        在上述条件之下,传闻能够盛行,还与公众对相关信息在辨别和批判能力方面的缺陷密不可分。这一则是囿于公众的文化素质和认识水平,再则也取决于特定情势下的社会心理状态。以关于义和团的神秘传闻情事为例,试想王公大臣乃至慈禧太后尚且曾信实和利用义和团“神术”(绝非纯然的“政治策略”,部分也是由于“文化蒙昧”),“蚩蚩小民”对此信传又何足为怪。况且在“事变”情势下,迷乱、惶恐和危机的社会心理弥漫,更会大大削弱和障蔽人们理智地辨别和判断信息的能力。义和团不但将其宣传品广泛散播,而且附上“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见字不传,必有刀头之罪”(北京义和团:《增福财神李告白》)之类的警诫。“从众”成为当时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心理反应,一听传闻,“人人附合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这显然是造成传闻盛行的重要因素。

        三、效应评说

        庚子事变与当时京城的相关传闻,自然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但它也会反过来影响“事变”形势,譬如说强化迷乱、惶恐的社会氛围。像在义和团神异传闻的刺激下,“大众喊嚷,令家家户户烧香”,遂造成“随声接应,犬吠人腾,一夜数惊”的局面。一日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佚名:《庸扰录》)。再如,传言洋人对“官宦之家,及在官人役”,“皆欲一概杀绝”,致使城中“各巷无论仕庶商贾,俱将官衔、堂名、门对,尽行刮洗干净”。

        当然,有些传闻或许也能起到激发同仇敌忾情绪和鼓舞人心的作用。譬如,对义和团“神术”的信传,会在舆论上强化对义和团“非凡”威力的认定,从而吸引更多的顺从和归附者,同时又能激起“仇教灭洋”的情绪。一种当年六月十五日(7月11日)的记事记载:“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妇老幼,人人鼓舞欢欣,随声附和,愰动街市”。这种宣泄中尽管不免夹杂一些盲目排外成分,但也反应出人们的反侵略诉求。然而无论如何,义和团的“神术”灭洋毕竟经受不住事实的验证,一旦真相揭明,相关传闻原有的“鼓舞”效用自然也就随之丧失。

        不管怎样,传闻也在“信息资源”之列。需要明确,所谓“传闻”,作为一种真假莫辩的信息,并不一定完全虚假,有的也可能包含真实成分甚至大体真实,只是当时尚无法证明而已。譬如上面举及的关于清军京郊败退、“洋兵”入侵城中的传闻,尽管具体细节上多有出入,但所反映的那个大致时间里的基本军情毕竟不虚。再如,关于拿问某亲王及数大臣的传闻,所记时日,是在许景澄、袁昶被杀之后三天和立山、徐用仪、联元被杀之前十来天,正处于清廷掌权者镇压“反对派”的血腥恐怖笼罩朝野之际,相关传闻纵然事体不确,也属事出有因。至于传说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受命议和,虽说当时李鸿章尚未到京,但嗣后负责议和者确系此两人。而关于慈禧太后一行逃亡情况的传闻,则基本符实。相比之下,关于义和团的神异传闻的虚假成分最多,“智者”从情理上即可分辨,时人对它也不乏有“皆系讹传附会之言”的判断。看来,在真实信息障蔽的情况下,若能对虚实莫定的传闻进行理智的分析、鉴别,也不排除会从中获取某种认识上的助益之可能。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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