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美学的邂逅

    编者按   2010年7月20日，本版刊发了张再林教授撰写的《身体美学：西方与中国》一文，被当代西方身体美学研究最富盛名的学者舒斯特曼教授看到并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他致函张再林教授相约北京，就身体美学问题进行交流。这样，以此文为机缘，两位彼此熟知但未曾谋面的学者，于2010年8月14日世界美学大会结束之际，在北京大学会面并展开了近10个小时的学术对话。这次交流不仅促进了东西方在身体美学研究方面的了解与互补，而且也深化和拓展了对该领域的研究。下面我们把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就身体美学研究而言，虽然两位学者的入思路径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回归身体作为步出传统美学误区的必由之径和当今美学发展的新方向。

    张再林：舒斯特曼教授，很高兴和您就身体美学的话题展开交流，您不但提出了身体美学这门学科，而且一直致力于发展这门学科，这也引起了今天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一些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按照我的理解，您所首倡的这门学科可以说是一种对西方传统美学中意识化、理性化发展趋势的纠拨，而致力于彻底回归感性生活世界的学说。不知我的这一理解是否符合您提出身体美学这门学科的初衷？

    舒斯特曼：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应邀就此问题与我交流。我之所以提出并转向身体美学研究，诚如您所说是出于对西方传统意识化美学的反思与纠拨，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实用主义美学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我一直从事分析美学研究，但自80年代到美国天普大学任教以来，从事美学的教学实践促使我不得不用朴实、乐观的实用主义美学取代超脱、悲情的阿多诺美学，从而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美学研究方法。与意识化美学纯概念的抽象玄思和逻辑演绎不同，实用主义美学注重人的生活实践，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类的幸福。而身体是我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真正载体，所以一种实用主义美学必然要回归身体自身，而美学研究只有从身体出发才能实至名归地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感性学”，因此我主张通过发展一个名为“身体美学”的学科使身体成为美学研究的中心。

    张再林：您从实用主义角度进入身体美学研究使我深受启发，因为中国古人对身体的强调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实用的态度。例如中国古老的《周易》以“利用安身”为其宗旨，坚持所谓“利”和“不利”的“吉、凶、悔、吝”为其行为取舍。正是从这一大易精神出发，最终导致了“百姓日用即道”这一中国古代极其重要思想的推出。由此看来，就美学从根本上注重人的生活实践，提高和完善人的生活而言，实用主义与中国古代美学有许多共同的观点。正因如此，我感到您的身体美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这是否是您后来又转向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缘由所在呢？

    舒斯特曼：转向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关注，这与我在对身体美学研究上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关。在美国，分析美学依然是美学的主流话语，我所提出的“身体美学”遭到许多同行的非议与批评，但我仍然矢志不移地坚持这一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极大鼓励。与传统欧洲美学对身体的忽视不同，中国哲学展示了对身体的高度尊重，中国哲学一直突出身体在审美、认识、伦理和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的医学、武术和禅定所展示的那样，它们为增进身体的敏锐和身心的和谐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方法。2009年，安乐哲教授向我推荐了您的《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其中关于身体哲学的出色研究也充分地印证和支持了我的这一观点。为了更进一步掌握这方面的理论资源，虽已年逾花甲，我仍然下决心学习汉语。

    张再林：谢谢您对我的研究的重视。与您一样，我对美学身体性的关注同样源于对西方意识化美学的质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发表了《理性的富有和美的贫困——康德美学再批判》一文，就开始了对西方意识化美学的反思。后来受梅洛·庞蒂身体哲学的启发，但更多在中国古老《周易》思想的影响下，我提出一种有别于西方“意识—范畴—宇宙”的“身体—两性—家族”的哲学范式，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近年来我又尝试从这一哲学范式出发，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美学，其以一种“近取诸身”的方式，把美的本质理解为所谓的“生命的象征”，而非像西方传统美学那样，把美的本质理解为所谓的“理念的显现”。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我所提出的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也可视作一种身体美学。

    美是对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

    两位学者对身体美学中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凸显了美学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但是，两位学者对审美活动中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并不意味着其走向鼓励贪欲的纵欲主义，而是旨在培养一种积极而又健康的生命欲望。

    张再林：与强调美的“非功利性”和“无目的性”的传统西方美学不同，您站在身体美学的立场上，对身体的生命欲望及由此欲望所致的快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严厉批评的通俗艺术和大众娱乐，这一被戏谑地看作使人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的娱乐方式，您也力挺其中的美的价值，以致被一些人批评为“享乐主义者”。面对这个批评，从您的身体美学的角度，又如何回应呢？

    舒斯特曼：首先，我想说这是一个事实，即使是最不友好的批评家，也心知肚明电影让数百万人得到娱乐，摇滚让听众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通俗艺术甚至还是高雅艺术的源泉，而这些再明白不过的事实却往往被大众艺术批评家们视而不见。其次，从身体美学理论上说，身体总是欲望着的身体，因此，肯定身体必然意味着肯定身体的生命欲望，我也正是在这个角度肯定了带给人们身体快乐的通俗艺术与大众娱乐。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美学对生命欲望的排斥只不过是意识化美学剥夺身体的一种反映，是贵族阶级在宗教、政治和经济丧失了特权以后，而试图在审美上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趣味，维护贵族社会地位的表现，也是在对通俗艺术辩护缺席的情况下，孤傲独尊的知识分子缺乏直面现实的话语霸权行为。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大众审美媒介的发展，被贵族阶级和知识分子长期垄断的高雅艺术一统天下的局面必然被打破，从而使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以肯定生命欲望的通俗艺术与大众娱乐在今日有了表现自己的舞台。当然，在肯定通俗艺术与大众娱乐优点的同时，我也清醒地看到通俗艺术与大众娱乐有可能出现消极的方面，即有可能被资本逻辑所宰制、所俘获，也可能走向媚俗化、庸俗化。

    张再林：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化能够为您对生命欲望的肯定提供极大的支持。没有身体原罪意识的中国古代文化，始终对身体的生命欲望持正面的肯定态度，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古人对审美的理解上。例如，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提出了“以乐（）释乐（）”的思想，其讲“乐（）者，乐（）也，人情之不可免也”。在这里，古人所理解的“乐（）”不仅仅指音乐之“乐（）”，而是泛指包括一切能给人带来身体快感的艺术和准艺术的所有形式。可以说，古人所理解的“乐”就是生命欲望的快乐与审美的快乐的统一。另外，中国古人讲“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在高度肯定生命欲望的同时，并从中引申出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食色美学”。这一点，在“美”字的构字上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一方面，“美”被训为“羊大为美”，就是大羊的肥美更能满足人的味觉之美；另一方面，由于古文字中“羊阳相通”，我们也可以把“美”解释为“阳大为美”，即一种深深植根于男女两性的阴阳和合之美。因此，与西方传统美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在强调生理与伦理统一的同时，也美善不二地强调生理与审美的统一，并从中为我们推出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美其食”、“美其服”、“美其色”的中华特有的审美文化，而且也使中国古人始终把生命欲望的盈亏圆缺之间的“虚实之境”、而非某种实指性的东西视为人类美的追求的最终皈依。

    美育：身体训练与修身

    我们在肯定身体欲望正当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身体美育的重要性，既要通过不同寻常的身体训练来获致我们固有的身体意识，又要借助“以文明身”的人文教化方式，达及“君子之学以美其身”的修身之境。

    张再林：美育是您在身体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您主张通过身体训练的方式培养身体自身的“身体意识”，充分体现了您在身体美学研究中注重实践的品格，我想知道相对于体育等训练项目而言，您的身体训练有何特色？

    舒斯特曼：我主张通过身体训练的方式来培养“身体意识”，以使身体得以改良和完善，使人类固有的身体感觉得以自觉和敏锐。但是这种身体意识在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中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边缘化，一个突出的偏见是人们往往把人文主义教育看作是相对于自然主义的精神科学，这样人文主义教育过于注重人的精神方面，而自然主义又过于注重人的生理或物理方面，而把两者完美结合的身体美育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现代许多人对身体的关注要么把身体美育等同于体育锻炼，要么重视身体的外在形象，比如购买昂贵的化妆品或到美容院去美容，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受传统意识化美学影响把身体与意识截然二分的结果。其实身体和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一如中国古人所说的“四体不言而喻”，“诚于中者必形于外”。

    进而言之，这种身体意识因其直接的、非推论的、非言说的“非理性主义”的特质往往为现代人所轻慢，但它却是权衡每一个人生命是否健康完整的重要标志。而我们现代人的身心失衡或精神疾患的剧增乃至创造力的匮乏，都是身体意识麻木钝化的体现。因此，对身体意识的培养就变得至关重要。在培养我们的身体意识方面，像中国古老的气功、武术、印度的瑜伽都是身体训练的良好方式。同时我们也有亚历山大技法、菲尔登克拉斯方法等身体训练法，我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训练师。

    张再林：您独特的身体美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纠正我们当前对身体美育的片面理解很有意义。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古人的身体美育不仅注重气功、武术等身体训练方式，而且特别注重通过“修身”的方式来达到身体美育的结果。这种修身思想既强调对身体“率性自然”的回归，又不忽视对身体欲望“发而中节”、“欲而不贪”的人文教化。如果说道家更多的钟情前者的话，那么儒家则更多的推崇后者。儒家认为身体既是一种“先天之身”，又是一种“后天之身”，其最终乃为一种“天生人成”之身。这种身体观在强调呵护身体的自然天性，强调之于身体的“复性”和“反身”的同时，亦从人是“符号动物”这一事实出发，借助于一种审美化的人文主义符号形式、文饰形式，致力于所谓“文之以礼乐”，从事礼乐诗书的人文教化、人文修养的“修身”。惟有通过这种“修身”，才能不仅使人“化男女为夫妇”、“易物欲为人情”，而且使人一举手一投足都“动容周旋中礼”，使人的一切言语都“不学诗，无以言”地传达着温柔敦厚的诗情，并最终将人的身体及其行为塑为一种“文质彬彬”和得以“游于艺”的美的艺术品。因此，中国古人所谓的“修身”以其旨在“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语），而为我们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美育活动。

    关于“性”的美学思考

    作为原欲的“性”也是身体美学研究应该直面的重要论题，从“性”的维度同样也可以为我们解读出身体之美的深层意蕴。

    舒斯特曼：对身体欲望的关注，对身体美育的思考，让我越来越意识到，如果忽视了身体本身作为“两性的身体”这一基本维度，身体美学的研究将不能真正地将自己的立场贯彻到底。西方学界中对“性”的哲学思考已经很多，但多重在对其负面因素的分析，如何从正面挖掘“性”的身体美学内涵，应当说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据我初步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对此有着丰富的资源，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资源的？

    张再林：如果说人的意识是一种无性别的意识的话，那么人的身体则是一种有性别的身体，因此身体的两性维度一直是我关注的。《周易》文本表明，中国古人并不讳言性的问题，而且把性看作是生命的“原发生命机制”。比如《周易》中至为关键的阴阳两爻就是男根与女阴的孑遗，这种两性关系既是中国古代宇宙论和伦理学生成的基础，也是“以和为美”的中国美学得以建构的根基。最近，通过对清代治易大师焦循的易学思想的研究，我发现中国古人之所以积极健康地看待身体的性欲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将两性欲望建立在“己欲”与“他欲”相统一的“互欲”层面。中国古人这种“既遂己欲，又遂人欲”的“互欲”，一方面可在与他方生命欲望的相契和互通中达到“化欲为情”的最高境界，从而消解男女两性在追求身体欲望时所出现的唯我欲望恶性膨胀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可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学”思想不谋而合，从而为“仁学”思想奠定了更为源本的生命学基础。

    （本次交谈内容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李军学整理完成，此次交流得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彭锋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身体美学相关参考书目：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生活即审美》，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日）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陈信宏译，台北市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姜宇辉：《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杨如宾：《儒家身体观》，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2年。

    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以中国经典为中心的跨文化观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汪民安：《尼采与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