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为民族精神“修家谱”

    《解放战争》火了。编辑部命记者采访其作者王树增。电话预约了几次,王树增不是在外地讲课、在电视台录制节目,就是在开重要会议。终于,记者抓住他即将出访前的一点时间,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完成了对他的采访。

    忙,已成为王树增的常态。这些年来,他的作品出一部热销一部。《解放战争》(上、下册)出版一年,售出23万套,被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列入“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二批学习图书”;《长征》出版五年,售出30万册;更早出版的《朝鲜战争》销售量已超过50万册。为了阐释我们民族的奋斗史,弘扬民族精神,年近六十的王树增的脚步已停不下来了,他这次出访台湾,就是为了商谈即将完成的作品《1911年》明年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的事宜。

    有人说王树增的作品属纪实文学,但他并不认可。王树增认为,将文学分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更为科学,他的作品属于非虚构文学。王树增说,一部成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非虚构,即所写的事件、人物都是有历史记载、有出处的。如《长征》中所写人物,哪怕是一个只出现一次的小战士,都是有案可查的。二是提供作者的个性化认知。三是有文学性,情感、表情必须是文学的。不能把《长征》《解放战争》等看作战争史,更不能看作历史考据作品。

    毕业于鲁迅艺术院的王树增,20世纪90年代初供职于广州军区。他的宿舍面对一条繁华的街道,一到晚上,外面的霓虹灯会把屋里照得通亮。当时的广州出现了“谁迅速积累财富,谁就是英雄”的社会现象,这给了王树增物欲浮躁、甚嚣尘上的感觉。在这种情境之下,王树增说,他有些找不到北,尽管此时他写戏剧和小说已小有名气,但一种莫名的苦恼让他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心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王树增感到,只重物质和金钱的社会,不是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潮流和风气也不可能支撑一个民族持续繁荣。于是,王树增决定以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在“修民族精神的家谱”方面作一点事情。这样,五年后,经过大量阅读、梳理史料和采访,王树增写出了他最早的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朝鲜战争》。

    撰写非虚构文学作品要耐得住寂寞。王树增坦言,像他这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写一本书的作家,在目前的文学界并不多见。为了写《朝鲜战争》,王树增光读书笔记就做了200多万字,还做了大量采访。为了增强作品的感染力,王树增自己跟自己较真,写《长征》时,第一稿已经写到15万字,却觉得不满意,于是一键删掉,强制自己重写。

    人的精神是高贵的,但王树增强调,这种高贵不是某个人的孤芳自赏,值得推崇的是人民性的高贵。《解放战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老汉用小车推着两发炮弹上前线支援解放军,怕炮弹受潮,他把棉衣脱下来盖在炮弹上,脚都走肿了,也不停下来休息。王树增说,这位老汉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无疑是高贵的,而这种高贵就是人民性高贵。类似这样的细节,在王树增的作品中还有很多。王树增说,打解放战争,解放军没有后勤部,解放军的后勤部就是老百姓;自己写《解放战争》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新中国是人民的选择。

    有销售数据表明,王树增的作品很受青年读者欢迎,这让他很欣慰。他说,自己的作品就是为年轻人写的,因为,民族精神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的,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无法延续了。王树增强调,今天,我们民族精神的系统体系还未建立起来,这让人很揪心。

    现在,很多人在回望1911年的中国,回顾10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我们期待王树增的新作《1911年》早日问世,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