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作成于战国的铁证

    在长期对石鼓制作年代的争论中,或认为作成于春秋,或认为作成于战国,争论不绝。我从中国科技史中的冶铁史论证,得出石鼓必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结论。

    我对石鼓文中十首诗的多角度分析后,认为石鼓诗与《诗经》中多篇诗作的对比,其格律、词汇、音韵及所述社会风情,确属春秋时期的秦诗无疑,但石鼓的制作,则是战国。

    多位先师和今贤,都把石鼓文诗作和石鼓制作年代误认为同期,并把十首诗文之作,当成属于某次狩猎、祭祀、工程建造等的一种连续行为的记事之作。这更是误解。十首诗的内容,所反映的季节气候各异。狩猎必于冬季,一是秦人继承周人冬猎的习俗,周人冬猎见于《诗·豳风·七月》,二是受禽兽生长繁衍规律的制约。秦人冬猎,更可以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佐证。简文属于秦昭王、孝文王直到秦始皇时期的法律文书。《田律》严禁一切春季时间渔猎活动和对树木的采伐。《作原》中的除草,植树记事,明显属于春季。《马蔫》中的景观气象,明显为夏秋之际。冬春两季不会有倾盆大雨,更不会出现彩虹和生长茂盛的野草。各诗所写的季节大不相同,是完全可以从诗中的内容论定的。

    石鼓的制作,则必于战国而绝非春秋时期。对这个制作断代的问题,多位先师今贤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这就是制作石鼓的工具是什么?石鼓的基材是由石英和长石晶体组成的花岗岩。在这种高硬度的基材上镌刻文字,且要不失软毫书法艺术所展现的神韵,是有极大难度的。为此,我请教于当今多位镌刻碑石的匠师,皆曰:这要比一般温润石材难度大,没有钢钎子工具是绝不可行的。这种教闻,对我启迪,确如醍醐灌顶,使我联想到我国冶金史中的冶铁史。

    我国的冶铁史,随着考古工作中不断的新发现,从而把我国的用铁和人工冶铁的技术时代,不断上溯。商周时期已发现多件陨铁刃铜钺和铜戈。陨铁使人们开始认识到铁工具的技术价值远高于铜,并且启迪了人们对冶铸地球上矿生铁的寻觅。河北台西村商代后期遗址中曾发现了“十几块残铁渣,经鉴定其化学成分为Fe3O4及FePO4,并无陨铁中特有的镍(Ni)。我于1981年撰文预测,我国人工冶铁工艺技术必自西周中后期开始。有幸此预测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990年三门峡市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出土了一件由块炼铁锻造的铜柄铁剑，它证明我国人工冶铁史的开端应当更早。

    春秋时期,我国冶铁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提高。考古资料显示,此期秦国的冶铁业处于领先水平。这从甘肃天水秦西陵春秋早期秦公大墓出土的多件铁器,甘肃灵台春秋秦墓所出铁器,凤翔秦景公墓所出铁器,以及宝鸡市区春秋晚期秦墓所出铁器可以证明。其中尤其是1992年宝鸡益门二号春秋晚期秦墓出土的金器、铁金组合武器最能使人感到震撼。此墓一次出土金器重达三公斤,成为中国考古中同期墓葬出土金器之冠。其中20余件金柄铁剑和金柄铁刀,成为同期墓葬出土铁器之最。三件金柄铁剑,李学勤先生赞叹:“可称鬼斧神工,匪夷所思!”出土后时任市考古队长的田仁孝先生,曾邀西大校长张岂之先生和我同去考古队珍藏室参观。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语表述的喜悦。我说:“这种惊世的出土,标志秦国在春秋时期冶金冶铁技术处于各诸侯国之冠,标志秦人对铁的技术价值的高度认识。恩格斯把铁器时代的到来,赞美为‘英雄时代’,这个秦墓中的惊人发现,可以证明,秦国在春秋晚期,已步入了英雄时代的门槛。”

    战国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中国的历史完全步入人类的“英雄时代”。1992年,我依据当时的考古资料统计,显示出战国七雄中秦、燕两国的冶铁业规模最大、技术最高。特别是秦国,使冶铁业成为国家的专利事业后,并专设官职从事冶铸的管理。太史公司马迁的先祖,曾为“秦之铁官”。《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左采铁”、“右采铁”的职官名。《墨子·备城门》作品,早已为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考订为属于战国秦的杰作。其中记载有多种守城的铁制武器。陕、甘两省中凡属战国时期的秦墓、秦遗址,必出铁器,成为考古界的共识。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人工冶炼的高碳钢。1965年战国燕下都的22号、44号两墓共出土各类铁器143件。从选出的多种铁器所作的金相分析,证实已有用块炼法得到的海绵铁,施以增碳和淬火技术,制成了高碳钢。比燕国冶铁规模更大、一直处于技术领先的秦国,掌握高碳钢的冶铸工艺,是可以肯定的。现在已知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先后掌握了冶铸钢铁的技术工艺,燕国铁器有幸于后世得到最先化验。

    碳钢的成熟,再加上可以使金属工具增加硬度强度并能防腐蚀的淬火技术,使人们才可以拥有对石材作镌刻的锐利工具。秦人制作石鼓,必是战国时期掌握了钢质镌刻工具之后而为之盛事。石鼓的制作,也恰好作为秦于战国时掌握了炼钢工艺的“石证”。

    所以,我坚持石鼓文制作于战国的不变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