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之外的一张百年老照片

    在一家百多年历史的比利时银行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如何能找到一张你事先不肯定是否存在、但却与你远在中国的家族有关的照片？    

万里之外的一张百年老照片

    2009年6月，我受报社的委派，担任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工作、生活安顿之后，我就着手寻找我爷爷在富通（BNP Paribas Fortis）银行或者说在比利时、在欧洲的痕迹。他应该从来没有出过国，更没有来过比利时。不过，我相信他在这家“外企”工作多年，这家仍然存在的企业一定会有一些资料，与他有关，更与当时的中国有关。

    在一个奇妙的下午，我按联系好了的时间，来到比利时富通银行，就是那家被法国人收购了的前Société  Générale Belge。我爷爷在日本占领中国之前，曾在这家公司的北京分行服务过约20年。

    我爷爷何家骥，字伯良，号济生，是1885年生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1911年至1931年在华比银行工作。华比银行是中国与比利时通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Belge）合开的银行，北京的办事处在东交民巷东口路南，现在是中国旅行社签证部。

    比利时通业银行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富通BNP Paribas Fortis银行。前几年BNP Paribas并购这家比利时历史最悠久的银行时，发生过许多故事，甚至导致比利时政府的更迭。可想而知，百多年历史的这个银行，拥有的历史档案该有多少！档案涉及历史上的100多个独立的公司活动。从管理纪要，到会计记录；从海报、照片，到信用档案……其中，光是有关该银行海外分行的档案材料，就占据了大约50米长、近3米高的书架！在不可胜数的材料中，有关该银行在20世纪初期在中国天津、上海或香港的活动有很多，但有关北京分行的材料，只有寥寥两本档案，和20多张照片。当垂头丧气的档案管理员尴尬地将这几样千辛万苦才挖掘出来的“古董”交到我的手里的时候，我也感到有点无望——这么点材料，想找到我要的东西，怕是难了！

    但是，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在第一张照片的左手中央，一位身材魁梧、戴眼镜的青年人坐在办公桌前，他的对面和旁边则坐着几位埋头工作的同事。他们的办公桌上有文件架，他本人的桌角上，还摆着一个咖啡杯，放在小磁盘中。照片前面的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还有一些凌乱的办公用品。

    根据我通过家中存留的老照片而形成的对我爷爷的印象，这个身材魁梧、戴眼镜的青年人，应该就是我的先祖，交际广泛、仗义疏财、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何伯良先生！

    我这老北京，和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城市人一样，已经不可能找到祖坟。所以，能在异国他乡找到一点先人的真实记录并悉心照料，就跟能为祖坟添把土差不多。我这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按照富通银行总行档案部专家让-路易·莫罗（Jean-Louis Moreau）和勒内·布里庸（René Brion）先生，参照同期的其他照片所做的考证，这张照片应该摄于1917年4月12日前后。这是从另一张照片中所显示的墙上挂的日历判断出来的。那张照片背后还写有：“12 Mars 1923”（1923年3月12日）字样，这应为这些照片被发往欧洲总部的时间。可以假设这些照片、特别是北京分行的照片，应为同期所摄，并同时进入总部档案。

    富通银行的档案显示，与中国合作的“华比银行北京分行”应成立于1911年12月1日。总行档案中没有北京分行何时停业的记录，但北京分行的年度报告到1932年止，故总行专家判断，1933年后，因为经济危机原因，北京分行从此歇业。

华比银行为京汉铁路的修建作出过贡献

    十九世纪末，在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时刻，中国北方山东、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农村爆发了群众性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各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威逼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9月，弈匡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比利时虽然不是八国联军的成员，但从《辛丑条约》中也分得了一杯羹。《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银4亿5千万两。这其中，就有约3100万两金法郎是赔给比利时的。由于需要一个金融机构处理这笔赔款，故在1902年3月5日，成立了华比银行（La Banque Sino-Belge）。

    当时，许多比利时工业企业家把目光投向中国，在中国从事包括煤矿在内的各种矿产开采业。坚决实施对外扩张的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二世，一直鼓励比利时通业银行（la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在远东地区成立自己的机构。事实上，后来华比银行逐渐成为比利时同远东各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推手。1902年，华比银行在华的第一家分支机构在上海成立。

    一战以后，该行在全世界大幅扩张。让·亚铎（Jean Jadot）和他领导的华比银行，在中国最大的功绩，是1896-1905年期间，主持修筑了汉口(现武汉)-北京的铁路。这项工程在当时被视为是技术上的创举，而今它在中比两国的工程史上仍然有着重大影响。作为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京汉铁路的修建，使武汉萌芽了第一批现代工业企业，京汉铁路在武汉经济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卓著。

    在远离中国的万里之外，在一个我爷爷从未踏足过的国度，找到他的一张近百年前的照片，这个略显离奇的故事，也成为富通银行负责历史档案的专家们诠释自己工作意义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一家银行的历史档案，绝非仅仅是研究人员或内部从业者的工作对象，它也可能与一段家族的历史、一份个人的情感、一次旅行、一个奇遇有关。

    古往今来，殖民者的扩张，总是为满足自己愿望、攫取自己利益。只是，时过境迁，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比较我爷爷在北京“外企”工作的二十世纪初叶，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21世纪“地球村”的发展，则无不相互依赖于每一个“村民”的努力。一张百年前照片万里之外被找到的故事，也正说明了人与人、国与国交往，在本质上都具有一样的缘由，正如辩证法所表达的：偶然性，存在于必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