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嘉惠学林

    两汉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汉唐盛世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汉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世所公认。但是，由于时代的久远，汉代文献资料缺佚严重，完璧颇少，流传于世者，也往往不同程度的有错乱和讹误。因而，自宋明以来，学界对于汉代文献的辑佚、辨伪便方兴未艾。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汉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直也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一方重镇。不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总括其成的汉代文献集成问世。《两汉全书》的面世，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足以嘉惠学林，藏之名山，更能为新时期的学术与文化事业增辉添彩。

    《两汉全书》是上世纪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所部署的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之一。它是一部规模空前、总括两汉现存文献的大型丛编。《全书》于1995年申报课题，1996年正式批准立项，由山东大学负责汇编及出版发行。相继列入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

    《两汉全书》的编纂，自启动至今，已历十五春秋，在主编董治安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有数十位学者投身其中。他们不计寒暑，不计名利，真正体现了“板凳宁做十年冷，文章不使一句空”的精神，当这套皇皇三十六册的巨制由山东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际，我们对于默默耕耘的这些学者们肃然起敬，对山东大学的学术传统平添了许多敬意。众所周知，山东大学素以人文学科见长。20世纪30年代，以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老舍、沈从文、洪深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在这里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以丁山、郑鹤声、黄云眉、张维华、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将山东大学的人文学术地位推向巅峰。

    董治安先生领衔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是体现其“文史见长”特色的骨干学科，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献整理研究、清代文献整理研究、山东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为重点，尤以语言文字学、诸子百家、目录版本、出土文献研究见长，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级奖项多项，在国内外文献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该学科为主承担和实施《两汉全书》的编纂，是对山东大学文史见长传统的光大，也使我们对这一宏大文化工程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从编纂体例上看，《两汉全书》既是集两汉经、史、子各类专著之大成的丛书，又是汉人新编别集和散见单篇文章的总汇，带有总集的性质。《全书》共计36册，1300多万字，涉及近900名两汉人物。全书体例上采用繁体竖排式，一律加注新式标点。汇录自西汉高祖元年(前206)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凡四百余年间的所有文献，包括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经籍传注、小学著作及石刻简牍等；佚文残篇，虽只字片语，也无不在网罗之列，是汇辑两汉见存文献的大型丛编，《两汉全书》以人物（卒年）先后为序，并以人物为单元编排文献。每人之下，先列专著，次列诗文，并附以遗文逸句。每位作者名下皆附小传，略述其生平；专著之下，均作有解题。若就一家而言，举凡出自作者之手的著述和单篇诗词文赋，均一览无余，每个人的艺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得到了最完整的呈现。如刘向名下收著作14种，共约31万字；扬雄名下收著作8种，共约25万字；马融名下收著作12种，共约10万字；郑玄名下收著作33种，共约80万字……均已超过以往任何同名人物全集。若将众家串联起来，纵而观之，则两汉学术的发展脉络明晰可见，并可显示出各个不同阶段演变的具体特点。

    总之，全书编撰突出了董治安先生所追求的“力求其全”的特点，在充分利用前人整理、汇编、辑佚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稽史籍、类书及文献注释等，采摭轶文，作了大量的增补。此外，全书系统汇收了清末前久已传世的石刻文献，并特意对20世纪以来新发掘出土的两汉简牍、帛书等，依照出土顺寻编撰提要，说明著录情况，介绍主要内容，以备查考。董治安先生与诸同仁十分注意各种版本的搜集，要求自始至终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复核，力求为学界提供一部值得信赖、可资依据的两汉文献的总汇。他们选择底本务求精善，考辨务求精审，标点、校勘务求精当，人物小传和专书提要的撰写务求精确简明，注意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更新更深的开拓，力求在总体上体现当今两汉文献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一部学术史，就是一部薪火相传的耕耘史，也是一部层层累积的建筑史，我们在由衷赞叹《两汉全书》的学术贡献时，也坚定地相信，有这样一种精神在，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流，必定源远流长，川流不息。

    （马新：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