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新收获

    就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而言，现有的成果绝大部分属于诗学问题研究，从整体上以20世纪近百年中国新诗理论与实践为对象的现代诗学理论研究尚不多见，由汪亚明、魏一媚教授合著的《现代诗学三大思潮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版）则是这方面的力作。该书从主情主义诗学、主知主义诗学、语言主义诗学三大视角切入，梳理和研究了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与实践的成败得失，建构了情、知、言三位一体的现代诗学体系。这是对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进行的一项具有原创意义的整体研究，也是现代诗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纵横捭阖，阐述详尽。在纵向上，该书抓住对中国现代诗学思潮从产生到发展演变的全过程进行描述，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诗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例如，在勾勒中国现代主情诗学的发展脉络时，论者首先从20世纪20年代初湖畔诗派的纯自我展示的情诗落笔；继写30年代现代情诗在抒情中溶入“知性”元素，将情思先转化为意象后加以表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内敛气质；再写20世纪50年代体化的政治体制与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情感的制约，使情诗一度被扭曲为政治的附庸；最后写新时期朦胧诗群带来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爱情诗创作也呈现出迥异于此前的景观。此种尊重文学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研究是值得肯定与提倡的。在横向上，该书将中国现代诗学分为现代主情主义诗学、现代主知主义诗学和现代语言论诗学三大诗学潮流来进行分类描述，不仅建构起了以情为血脉、以知为骨架、以语言为肌体的现代诗学体系，也展现出中国现代诗学思潮发展之复杂多样性。

    融古贯西，视野开阔。中国现代诗学是由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共同催生出来，其中西血脉情缘是无法割裂的，这就需要研究者不仅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还要具有整合多元文化的能力。《现代诗学三大思潮论》一书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如在阐述中国现代抒情诗源流时，该书上溯至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国风》，依次将《庄子·渔父》、屈原《九章·惜诵》、《毛诗序》、陆机《文赋》等对中国诗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论述纳入到这个研究体系当中，以精深的分析阐述了中国现代抒情诗在本土的远古血脉。再如在阐述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忧郁”情结时，该书将思维的触角伸向西方诗歌，指出从西方浪漫派诗歌到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忧郁、伤感、迷茫、彷徨的情绪几乎弥漫了整个世界。以波特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瓦雷里、果尔蒙、叶芝、艾略特等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以其忧郁、神秘和以“丑”为美的艺术追求为世人所公认。

    立足文本，思考深入。在文学领域，理论批评与创作往往并不同步。有的时候，理论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异常活跃。再者，有的文学作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如果只研究文学理论批评，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潮，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潮的发展段落忽略了。该书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特别重视对诗歌文本的细读与研究，使诗学潮流的演进有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尽管该书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其主要学术价值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情、知、言三位一体的现代诗学体系不失为一种独创性的理论构想，为现代诗学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与思路；二是进一步拓展了现代诗学的研究时空，使现代诗学具有更大的涵盖面与包容性，利于从整体上去梳理、认识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新诗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复兴与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