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天空需要净化

编者按

    今日本报一版刊登消息《规范学术端正学风刻不容缓》，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学术道德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科研诚信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滋长,正在侵蚀学术的肌体,对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为此，本版从今天起开辟“规范学术 端正学风”专栏，刊发系列报道，希望引起高度重视，尽早还学术一片净土，让学术的天空阳光明媚。

    最近的一次有关学风建设的大事应该是在3月底，在这次以“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为主题的座谈会上，国务委员刘延东说，“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近十年以来，中国学界对于学术道德的构建与治理不能说不重视。

    2007年，科技部牵头建立了由教育部、财政部、人保部、卫生部、解放军总装备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十单位组成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而在此前后，许多管理部门、科研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均建立了促进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的组织机构，一系列针对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学术规范也相继出台。

    “应该说，遵循学术规范的总体状况已经有所改进，学者、学生和学术机构更加重视学术道德建设，自律性更强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说，但他马上又加了一句：“当然，问题仍然很多。”“原来的大圈变成了小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的概括很形象。2006年，教育部在其社科委专门设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他们俩都是副主任委员，这几年为规范学术道德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学术道德教育缺失，监管惩处不力，学术评价失当等是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的重要诱因。而这，也正是刘延东国务委员此前提出的学风建设亟须改进的方向。

学术规范知不知　教育须到位

    2009年，王宁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编写的过程有颇多矛盾：下去征求意见，大家都反对，“下面规范读本满天飞，关键是大家都不去做”；本想做一个纲要，“但太细了会‘一刀切’”，而在目前学科分类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只能做得简要一点，“但越简要越显得没用”，王宁很无奈。

    事实上，在这本3万余字的小册子中，王宁已经为大家列出了“选题与资料规范”、“引用与注释规范”、“成果呈现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资源获得与权益自我保护”，对特别容易犯错的选取资料、引用规则等均有详述。然而遗憾的是，这本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小册子，至今知道的人并不多。记者在多所大学询问多位本科、硕士、博士生，听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在国外大学，学生一入校就会收到一本学术规范小册子，人手一册，很规范、很实用。”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黄进对此记忆犹新，这是学术规范养成的必经过程，“还有一些讨论课，在案例讨论中强化学术规范”。

    年初的那次座谈会上，刘延东对学术规范教育提出了要求。她说，“在世界许多国家,科学道德教育课程是研究生阶段的必修课,我们要吸收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突出教育这一环节。要将科学道德列入大学和研究生必修课程。”

    令人欣喜的是，在北大，这样的课程已经开设起来：元培学院2006年起滚动开设了“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供本院学生必修、全校学生选修；此外各院系还会在新生入校时搞一次学术规范讲座，为新生“扫盲”；当然，每门课上，老师关于论文写作的指导还是让同学们最感受用，“只可惜肯花时间点评并及时反馈的老师不多。”同学们实话实说。

    “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应该惠及所有学生，”黄进建议。

学术不端敢不敢　惩戒得有力

    一年多以前，记者曾就同样的话题采访朱清时院士，他说，近20年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过度宽容,导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不劳而获。

    事实确是如此，这些年来，有关“严肃惩戒的案例不多”、“惩处力度不足”、“监管无力”的抱怨不绝于耳，对学术不端“不以为意”、“见怪不怪”、“恨不起来”的情绪普遍存在。

    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要求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高校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绝不姑息”。“零容忍”、“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一系列的高调表态透露出国家行政部门对于整治学术不端的强硬态度。

    黄进参与了这份《通知》的前身《关于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不端行为惩处的若干意见》（后改为《处理意见》）的制定，他坦言，很多地方，包括运作机制、制度建设还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如何启动调查程序，如何调查、鉴别，社会和学术圈都要形成一种文化。”

    这份《通知》规定高校都要建立健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机构，并强调，“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调查评判机构”。而事实上，《通知》下发前，学术委员会就已在各高校相继成立，然而，其在整肃学风中的作用，却是褒贬不一。

    “中国是人情社会嘛”，这句话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对于不少大学校长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来说，学术道德的纠纷的确是他们最不愿意触及的问题,“很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不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怎样化解矛盾，怎样实现安定和谐，让学术机构保持淡定、从容，不折腾？太复杂啦。”一位大学领导的心里话或许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态，也正因此，遇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不奇怪了。

    王宁和黄进提出，有些制度设计了，关键看执行。在教育部社科委学风建设委员会担任了4年副主任委员，王宁说始终有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为此她说，“应该成立一些更有权力、更具操作性的机构”。

学术规范能不能　评价要科学

    年初，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的一份报告震惊全国，按照他的研究结果，我国买卖论文已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到10亿元。

    “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背有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滥下论文指标，导致了买卖论文与非法学术期刊等种种乱象。”沈阳的判断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因为，大家对此都有感受。

    对于学术评价机制的诟病同样由来已久，对它的危害也早有共识——不科学、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的重要诱因。

    改变现状，黄进认为，必须建立以质量和创新为导向的学术评价制度，推进代表作评价制度，同行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评价听证与答辩制度、回避制度、公示制度、反馈制度、申诉制度等，也就是完善以同行评价为主的评价机制。他特别强调，“建章立制后，关键在于执行”。他透露，国家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制定新的社科成果的评价办法，“这应该是个好事”，黄进说。

    好的苗头还有一些。2005年10月，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在中科院率先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实行国际评估。两年后，中科院生物局也开始了这一尝试。

    改进学术评价体制，高校的步伐也在加快。7月，浙江大学出台《关于加强文科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若干基础学科试行学术代表作制度；在学校相关学术性评审中,建立健全符合文科特点和发展要求的高端同行评审机制。武汉大学也提出，改革年度考核办法，逐步实施以单位为对象数年一考核的办法。 

    而在杭州师范大学，凭一篇论文就能评上教授，“奇才偏才”不受学校常规考核等“有数字论，不唯数字论”的新评价体系让人为之一震。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我们既要有渴望出现一位大师的期待,也要有允许一百位努力者失败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