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的办报实践：王韬与《循环日报》

    晚清之际，报纸对于多数国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少数华资报刊也多由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非支配地位的商人、买办、知识分子等社会“边缘人士”所创办。这些参与办报的知识分子基本是在科举之途遇阻的被动状态下去接触这一新鲜事物的。由于根深蒂固的举业思想，介入新式媒介只是他们解决生计问题的权宜之计，但这种被动的实践却为他们意外地打开了一片别有意义的新天地。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就是其中的典型。

    对于《循环日报》这个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当时的创办人之一的王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荣耀。他当初是子承父业，被动地参与墨海书馆的译书工作，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以译述西书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对此，王韬在其晚年的自传中，极言乃是出于生活所迫：“既孤，家益落，以衣食计，不得已橐笔沪上……顾荏苒至一十有三年，则非其志也。”这样的心态，当然和当时的整体社会舆论有关，但更多的则来源于其自身的思想根基。

    晚清中国，普通民众仍对西人、西学持敌视、防范的态度，因此像王韬这样的“口岸知识分子”受到传统社会的排斥、成为生活在社会正统之外的“边缘人”就并不奇怪。他们虽然受到西学的熏陶，产生了某些改良思想，可骨子里仍旧想回归到传统的功名仕途之路上去。正因为如此,王韬虽已为西人的传播事业服务，但之后仍数次参加科考。而在科举屡试未中之时，他又积极向清政府各级官绅，如曾国藩、徐君青、吴煦、李鸿章等殷勤上书献策，试图从多方面寻求一展其才的机会。这些都是王韬作为一个传统士人终身不悔的自觉追求，甚至到墨海书馆工作13年后的1862年，他还向太平天国的刘肇钧献计献策，而终因此罹祸，背井离乡漂泊香港23年。

    在这样一种心理笼罩下，《循环日报》的创办对于当时的王韬来说，并不像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其实，1870年从欧洲游历回到香港后的王韬几乎处于失业状态。他撰写的《普法战纪》抄本在一部分官员和友朋圈中传阅，产生了很大反响。对王韬才识颇为叹服的港商冯明珊、陈桂士等人首先集资刊刻《普法战纪》，中华印务总局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873年2、3月间完成了组建。有了自己的印局后，中华印务总局的同人们在1874年顺理成章地创办了《循环日报》。而作为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重要合伙人和主持人，主理《循环日报》便成了王韬重要的谋生之道。

    由于王韬主理《循环日报》并非在明确的理念推动下采取的自觉行动，而是和译书一样，是一种权宜选择，因而对于这一新式传播媒介，他并没有投入过多激情。从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到1884年离开香港，王韬虽然是《循环日报》的正主笔和刊印人，但他却在1875年春，也就是办报大约一年后，就延聘洪士伟担任《循环日报》主笔，代理其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自己只是做发稿前的定稿工作，仍旧专心从事著述和著作出版。他在致唐景星的信上说：“今岁日报一役，已延洪干甫茂才代为捉刀。拟以闲中岁月将生平著述略加编辑。”从中可以看出，王韬虽为新型的口岸知识分子，但他的思想根基仍依附于传统价值，并没有意识到办报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这也反映出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同样体现在王韬对于新式传媒的认知上，他往往用传统的理念来解读和定位新式媒体。王韬把报纸定位于“通上下”、“通内外”，这些对于封闭的中国来说，已经是个超越时代的见识。正是出于把新式传播媒介用于“辅教化之不足”的目的，使得王韬在评估报纸的社会作用时，是用中国传统的朝廷采风、观风俗等观念来解读：“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他认为自己的报纸功能仅在于“俾在上者得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此区区之微意也”。

    王韬把自己明确定位为“在上者”（朝堂）和“在下者”（民众）之间的在野士人，所以他对报刊的作用的认识，仍未能脱离传统士人所熟悉的职能。不少王韬的研究者把其“清议”行为等同于西方现代传播中的独立批判，其实是一种误读。王韬认为新闻消息只是被借来“发挥胸臆”，为“悔悟愚民”而用，而自己作为“一介儒生，何敢谬陈得失”。可以看出，作为转型期的传统知识分子，传统价值才是王韬价值体系的根基，而所谓“现代”还只是一些影子罢了。现代报刊的传播形式和功能被王韬用作“通上下”、“通内外”的工具，这就注定《循环日报》具有双重性。

    尽管如此，王韬的有限而被动的办报经历，却是那个时代口岸知识分子富有开创意义的行为。他成功开创了报纸以社论取胜的风格，以致当时的《申报》都加以转载。王韬也凭此取得他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罗斯威尔·布林顿断定他是“香港中文报纸早期发展中的首要人物”——他对中国报纸的贡献恰如梁启超后来对杂志的贡献。林语堂则称王韬是“中国记者的先行者”。

    对于像王韬这种未能以传统方式追求权力和影响的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来说，新式报纸实际上成了一种实现自我传统价值的新途径。对此，柯文的一段话非常有见地：“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他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述得到同代人的愈来愈多的承认。由于一些官吏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而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他的社会价值感自然增加了。王韬作为记者和政论家而‘达’了，这样，他就从总体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正如吕实强所说，他表明了不做大官也能做大事。”

    这些都是当时的王韬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知识分子的新思想藉由新式媒介的传播，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价值，造就了新的传奇，而这个传奇要到1895年的维新知识分子手中才自觉地完成。王韬不自觉的办报行为，只是在客观上为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开拓者的示范作用。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