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稀少：工读教育之困

    9月1日，本应是新生报到的日子，北京门头沟工读学校却没有迎来一个“新面孔”。“本来，有两个孩子是报了名的……”学生的“爽约”让校长董国舫有些无奈，偌大的校园里，还是只有原来的那十几个学生。

    在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副秘书长刘燕看来，生源的稀少犹如一道金箍，成为全国工读教育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工读学校，是从20世纪50年代时的前苏联“高尔基工学园”引进的概念。曾经，社会给予它的“坏孩子的集中营”、“染缸”等标签，让它不堪重负。另一方面，面对日渐萎缩的数量以及窘困的现状，教育工作者们需要解决的已经不仅是仍存的“傲慢与偏见”，对明晰角色定位及清楚法律身份确认的渴求也更加迫切了。

工读痕迹已被淡化

    “‘工读学校’的名称已成为历史了。”谭朴自40多年前从北京海淀工读学校毕业后，就一直没有放下工读教育，如今已是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秘书长的他认为，工读学校纷纷改名，原因是人们对工读学校抱有不好的印象。

    “往往一提起‘工读学校’，人们便以为它是小流氓、坏孩子的集中地，其实我们的学生只是一时出现了行为偏差。”董国舫提起那些偏见，颇为学生不平。

    这个“恶名”直接影响了工读学校的生存。因为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北京市门头沟工读学校和成都五十二中曾一度濒临关闭。“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呢？”刘燕说。

    1989年，北京朝阳工读学校创办了职业高中，从此这里挂起了两个校牌——“朝阳工读学校”和“朝阳区劲松第六中学”，此后前者的名称逐渐从视野中淡去，这也掀起了全国工读学校“改弦更名”的大幕。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末，工读学校大都完成了校名的更改。

    这只是逐渐淡化工读痕迹的一步。刘燕告诉笔者，为了消除家长的顾虑、减少对学生未来的影响，学生可以将档案留在原来的普通学校，保证档案上不会出现工读学校的任何痕迹。教育试验结果表明，“托管生”转变效果十分理想。

    2007年6月1日，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使用“专门学校”代替“工读学校”的校名。刘燕评价，虽然要让工读学校“彻底撇清恶名”尚需时日，但这种改名对于工读学校改革来说仍然是“关键的一步”。

窘困的生存现状

    与近年热捧的“行走学校”相比，工读学校的日渐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我国工读学校200多所，如今仅剩74所，其中一些更是成了有名无实的“空校”。

    刘燕称，据保守估计，目前“行走学校”的数目是工读学校的五倍，且仍在不断扩充，这表明“社会对于工读教育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庞大的需求未能点燃学生入学工读学校的热情？“归根究底，还是人们对工读教育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了解。”

    除了生源稀少，让洛阳工读学校校长郭伟忠忧心的还有办学经费的短缺。为了保证学校的开支，学校现在不得不将校舍出租，但现有经费依旧偏紧。他们的难题，在全国并不是孤例。

    刘燕告诉笔者，与普通学校相比，工读学校的消耗更为庞杂。普通学校四五百人规模的预算支出，只能满足工读学校100人左右的开支。经费的短缺，不仅制约了学校的发展，更威胁到它们的生存，“有些学校，甚至水电费都支付不了。”

    专业师资的紧缺也困扰着他们。工读学校老师的淘汰率高，流动性又大。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工读教育体系，老师们大都是普通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入职后还需接受严格的培训和考验。“新来的老师们少有没掉过眼泪的。不能被学生接受，讲台你是站不住的。”刘燕告诉笔者。

    郭伟忠也证实了工读教育工作者的辛苦——几乎需要24小时全天候陪伴在学生身边，多种角色的扮演，往往让老师们不堪重负。低微的收入、繁重的压力、有限的晋升空间，让很多优秀师资流向它处。

转型需重视内因

    “从前在工读学校要学习半天、劳动半天，在校办工厂的劳动改造是雷打不动的。”说起今昔的变化，谭朴颇有感慨。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教学模式让工读学校难以为继。穷则思变，这首先体现在教学对象的变化上。

    不仅要让孩子少走弯路，更要为他们找一条出路。1989年，北京朝阳工读学校率先在全国创办了职业高中教育，使校内托管生教育向校外延伸。

    事实证明职业教育的开办，使工读学生受到的保护延后，巩固了工读教育的成果。北京朝阳工读学校开办的职业高中，自1989年成立以来共培养毕业生1300余名，就业率几近100%。

    “学生在毕业后二次被边缘化”，也是郭伟忠的最大顾虑。为此，洛阳工读学校以文化教学为主线开展课程改革，结合当地的文化传统，开展了国画、拓印、泥塑等课程，“以往只强调军事化的严格管理，现在我们针对学生展开适应性教学，效果更为理想。”许多工读学校转变教育思路，强调就地转化的重要性。对于偶发、初发的“问题学生”，与普通学校加强联系，用自身的经验、方法，更好地帮助孩子。

    刘燕认为，工读学校要想办好，并不是几所房子几间教室的简单拼凑，重视学生的心理调适和扭转，才是治本的正确途径。她笃信“心理内因性”的作用，“无痕”式的心理辅导才能从根源上转变学生的行为。

定位亟待明确

    多一所工读学校，就少一所监狱，但“真正的问题学生就是进不来”，这让刘燕颇为无奈。当家长的教育能力有限，普通学校又不能针对性地引导时，能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让这些孩子进入到工读学校中来转化？

    她用一个故事来描述工读学校被边缘化的尴尬现实。曾经有一个教授，想开展工读教育的研究，但他到大学的德育教育、基础教育、特殊教育等系去询问，谁都不认为工读教育属于自己的范畴。

    每到期末，董国舫会和老师们一起到普通学校去“宣讲”，找适合工读教育的学生交流，“没有正确的引导，这些孩子漂向了社会怎么办”？虽然我国现在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但其提前干预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是必要的。据谭朴介绍，工读学校成立之初，接收的都是有轻微违法行为的青少年。而如今，更多的是“问题学生”。在他看来，超前干预的教育效果会更为理想。     

    刘燕认为，科学的调研，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工读教育的必需性和紧迫性，也让它困顿的现实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相关部门则应对各地工读教育，提出针对性的规划、引导和规范，让它们得到合理布局、健康发展。

    郭伟忠的设想则更加超前，他希望工读学校能够转型为“问题少年”研究中心，为家长和学校提供咨询、培训、矫治和辅导等服务，用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