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浪漫与苦难的诗

    在文学史上,乡村在诗人的记忆中出现了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田园牧歌,美好的乡村不过是诗人回避逃逸之所;一种是控诉对象,苦难的乡村简直是诗人不堪回首之地。但这些乡村形象都是诗人的想象,而不是真实的。这些诗人与乡村往往是隔膜的。而诗人田禾和乡村是血肉相连的,因而他的诗所呈现的乡村超越了浪漫和苦难。

    田禾所写的乡村绝不只是浪漫的。田禾虽然生于乡村长于乡村,但他对乡村没有爱屋及乌,而是相当清醒的。与别人“唱故乡”不同,田禾是“喊故乡”。乡村在诗人这里正如村庄的炊烟,既有轻盈,也有沉重。“飘在空中。它是多么轻盈/但我知道/它没有上升的部分/有多么沉重”(《村庄的炊烟》)。在诗人心中,乡村是简略的:“乡村简略到一个村庄,村庄简略到一座房子/房子简略到石头砌成的小屋/小屋简略到麦秸秆编织的门/家简略到一个人一口缸一双筷子一只碗一头驮水的/驴子和仅够一个人睡觉的床/日子简略到一日两顿,一顿一碟腌萝卜/炖土豆和三杯小酒/语言简略到见人一笑/一件黑棉袄一条灰裤子和一双旧布鞋/套着两只黑乎乎的脚/身份简略到只有姓氏,锅和碗/简略到三天洗一次/脚、手、身体简略到半年洗一次/他简略到不能再简略了/简略到几乎无助,几近虚无”(《简略》)。农民的生活是简朴的:“土碗里盛满米饭/农民端在手里/生命随着一碗米饭/而延续下来//土碗里没有米饭了/吃饭的人/也永远不再吃饭了/土碗倒扣过来/就变成了一个农民的土坟”(《土碗》)。一只土碗的正与反就是中国农民的生和死,犹如画家罗中立的《父亲》,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可是,正是这些生活匮乏的中国农民多次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田禾所写的农村绝不完全是苦难的。田禾虽然很早离开了农村,但是他对贫穷的乡村仍然怀着深情,“深夜,我想起了村屯/和屯口站起来的乡亲”。“这些几乎被忽略的亲人/我想看看他们。现在,允许我回忆/回到村屯/眼泪有可能慢慢掉下来”(《深夜,我想起了村屯》)。这些农民虽然是贫穷和苦难的,“贫穷很大,他很小”(《板车上坡》)。但是他们没有在贫穷和苦难中倒下,而是坚韧地生活。“八公里的山路在父亲的脚下/却不止走出八十公里,八百公里/甚至是八千公里,八万公里”(《八公里山路》)。他们是坚忍的;“常常在夜晚,听见/这铁与铁的敲打声/壁墙上的挂钟/声音都走累了/老铁匠,还奔走在一块铁上”(《老铁匠奔走在一块铁上》)。他们是勤劳的。尽管处在极其不公平的艰难环境中,他们也没有放弃,更没有绝望,而是艰苦劳作。我们看到父亲,“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父亲没有因为他的咳嗽/而让地里的棉花歉收/只是四季的风,吹落了/他太多的白发/父亲的身体,跟泥土/贴得越来越近/岁月的风和雨/依然捏在,他的手掌心/可他的咳嗽/却在一天一天地加重了//父亲生命里最疼痛的/部位/还不是他的咳嗽/而是几个还没成年的孩子”(《父亲的咳嗽》)。我们看到泥瓦匠“一年中,多数时间/奔走在别人的屋檐下/他帮人砌房子/也帮人拆房子//一生不知砌了多少房子/砌好的房子,别人住/用脏的瓦刀,自己洗”。这位泥瓦匠“做泥瓦匠八九年了/一直没有放弃为自己/砌两间瓦房/娶个女人过日子”。虽然这个希望不是很高,但是仍然多年都没有实现。即使希望多年没有实现,但泥瓦匠没有唯利是图,有时甚至无私奉献。“他干有钱的活,也做无钱的工/比如村庄的碾子坏了/隔壁九叔的柴炉垮了/帮刘婆筑鸡笼,双脚/踩在鸡粪上”(《泥瓦匠》)。

    在当代中国文坛,不少作家不但远离基层,浮在上面,即使是那些主要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家,也聚居在大城市,远离农村生活。田禾虽然走出了被四面大山包围着的偏僻贫穷的小山村,但他的根却深扎在这片肥沃土壤中。田禾深深地知道,“握住泥土/比握住江山更可靠/”(《泥土》)。正如泥土中的红薯,“注定了在泥土内成长/向下,向下/藤蔓,横竖牵扯在地面/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向上向下的力量,使泥土/在隐痛中,红薯/一天天膨大”(《泥土中的隐痛》)。田禾即使进了城,也没有忘本,而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与肉来”了。在《夜晚的工地》《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掉下来了》《路过民工食堂》这些诗中,诗人没有回避和粉饰,而是触目惊心地反映了两极分化的现实生活。在这种两极分化的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生命是非常轻飘的。虽然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得到的却是微薄的。他们的生命显得有些无足轻重。

    田禾没有回避当代中国这种沉渣泛起的异化现象,而是尖锐地触及了这种现实生活。在《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这首诗中,一个农民工的生命在这个社会已是无足轻重的了。虽然这些农民工的父母是痛苦的,妻子是痛苦的,孩子是痛苦的,但是老板却不屑一顾。在老板眼里,金钱可以打发一切。现实生活已分化为两个世界,其中一个世界已冷酷到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地步。有些诗人和一些老板一样,对这种非人所能忍受的人民的苦难,缺少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缺少由于强烈的道德感所激发的激情。因此,他们认为道德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品质,道德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文学的救命稻草。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产生了作用。在以恶为表现形式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们放弃道德批判,一方面对革命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在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中坚持价值中立。在一个疯狂压榨和掠夺的时代,这种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就是容忍邪恶势力的横行,就是对基层民众的反抗斗争的抵制,就是以延长一种“非人”状态为结果的。对于文学来说,道德批判是不可或缺的。在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尖锐对立的时候,完全摒弃道德批判的这种“非批判”的批评就是把历史还原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去触动现有的现实关系。尤其是在历史的发展以“恶”为表现形式时,这种完全放弃道德批判,就是对现实的“恶”的“合理化”。田禾没有为这种潮流所裹挟,而是从道德层面上深刻地批判了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