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察治乱兴衰 还须思接千载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千年忧思》(28万字),是周溯源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乱兴衰思想的专著。

    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研究治乱兴衰,大多拘泥于一朝一代、一君一臣的个案研究。譬如,汉初,马上得天下还想马上治天下的刘邦,同主张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鸿儒陆贾就如何治国安邦展开激烈争论。刘邦面对陆贾的诘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不怿而有愧色”,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陆贾遂著政论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又如,唐太宗李世民位登大宝之后,常与臣下探讨前代的治乱兴衰,论述隋朝的言论居多。

    这种个案研究,尽管也能找出某个朝代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诸如剥削过度、严刑苛法、土地兼并、君主昏庸、吏治不清等,以及针对时弊提出以仁治国、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依法治国、无为而治等救治方略,并在一定时期里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甚至出现“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现象。但是,却无法回答历史上诸多王朝何以走不出周而复始的成败兴衰、再成败兴衰、复成败兴衰的轮回怪圈。深谙古代王朝更替历史的民主革命家黄炎培,把这个怪圈诠释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千年忧思》的作者研究这一课题,则别出心裁,高瞻远瞩,跨越时空,不落一朝一代的陈套,不囿君昏、臣奸、吏腐、法弛等相因旧说,对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关于治乱兴衰的思维成果贯通梳理、归类分析,评论长短,在此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饶有新意地指出:历史上诸多王朝难以摆脱治乱兴衰的周期律,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政体具有四大不可克服的矛盾,即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治国需要任贤使能与任人唯亲的矛盾,理政需要集思广益与乾纲独断的家长制的矛盾,从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与没有法律保障安全的矛盾。上述的研究结果证明:欲察治乱兴衰,还须思接千载。这种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之研究结论更有价值,因为它具有“授人以渔”的启示。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面对如上可喜的创获,《千年忧思》的作者并未止步,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又作贯穿古今的探索,从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周期律的交谈入手,指出:实践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民主和法治是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千年忧思》作者思接千载、贯通古今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不仅有益于推进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类课题的研究,而且也有裨于当今的治国理政。该书既有哲理概括,又不乏历史细节,表述如行云流水,析理能丝丝入扣,文字干净,鲜亮活泼。对那些有志于思考治乱兴衰之道却因忙于政务无暇多读史书的干部来说,读此书可增长历史见识,领悟历史启迪,帮助修身理政,收事半功倍之效。总之，《千年忧思》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