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浴火之后待重生

    1月21日下午,公安部门证实,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和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3人被公安部“抓赌打假”专案组工作人员带走,接受调查“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和赌球案件”。南勇和杨一民两名足协副主席涉案并被免职,中国足球反赌反假风暴终于卷至中国足坛高层,给中国体育界带来的震动非同小可。中国足球从反赌到反腐,正在经历一场涅槃重生。

    中国足球的市场化之殇

    官商一体、不伦不类,中国足坛沦为“赌坛”,足球由产业堕落为“赌业”,实乃事出有因。中国足球是最早从举国体制中剥离出来走市场化(俱乐部制)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的运动项目。最早向俱乐部投资的社会法人,是出手阔绰的一帮国企老总。然而几年下来,国企老总们就把国脚们给惯坏了。当发现俱乐部是一个个无底洞加大染缸后,恰逢国企迎来一波改制潮,于是,国企老总们找到了脱身的借口,先后演绎国资集体“大逃亡”。而球员薪酬缺斤短两,俱乐部经费缺口日增,收买球员、培植黑哨、寻求保护伞的初始“缺口”就此打开。短短数年,中国足坛乌烟瘴气、声名狼藉。10年前,中国足坛掀起首轮打黑行动,在揪出黑哨龚建平成唯一替罪羊后,首轮打黑行动偃旗息鼓。

    据中国足协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这次反赌大行动之前,并非不想真打,而是担心一旦真打,把黑幕彻底撕开,恐怕很难缝合上。与以往避而不谈不同,如今中国足协的知情者都愿意不透露姓名地说一下自己知道的情况,似乎在划清界限。

    谈及中国足球的市场化之殇,据有关人士介绍,既然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俱乐部制,那么中国足协的身份只能是俱乐部的“行会”角色。然而,中国足协集“行会”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总局下辖的履行行政管理的正厅级事业机构)于一身,既做中国足球的“大老板”,又承担中国足坛的行政“大总监”。

    正是如此官商一体、不伦不类的结合,国内外专业赌球公司“乘虚”介入球市,迅即控制赌球产业链之全脉。

    铲除中国足球的体制毒瘤

    中国足球的框架不倒

    以“扫黑”出名的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表示,中国足球要把既有秩序打破,以前扫赌打黑都没有触及足协领导层,目前这样的进展让他很欣慰。而中国足球的框架不能完全推倒。这种框架是国际足联审核的,包括中超联赛等比赛还要继续推动。反赌和反腐不是要颠覆某种框架,而是让制度更合理。

    12年前,中国足球的“红山口会议”率先吹响的中国体育改革的冲锋号,明确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发展的方向。从专业足球到职业足球,崔大林是难得的见证人、也是筹划者。在他看来,中国足球走职业化之路没有错,错就错在中国的职业足球不是以市场为杠杆,科学合理地去经营管理,而是以职业化为标牌,以行政足球管理为实质,无论竞赛还是市场管理,全部归中国足协负责。

    对“行政足球”的帽子问题,崔大林表示,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俱乐部审查与监管办法》和《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标准》今年将相继出台,总局将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给予积极支持,严格控制中国足协的行政干预。

    中国足球走向堕落的这十几年间,足协的掌门人换了好几茬,这些人未必个个都行为不端,未必不想重振足球之纲,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被吞噬在“欲望”的海洋里?说白了,没有健全的制度,没有有效的监管,才是这种心理得以滋生的温床。因此,中国足球治本的方法就是‘保存框架,重建制度’。”陈培德认为。

    中国足球的美好愿景

    亚足联主席哈曼哈曼曾说：中国足球不能只有屋顶,而没有地基。现在,中国足球的草根部分太稀缺了。中国足球的一切都在足协的掌握之中。”随着足协“三巨头”被公安部门传讯并被国家体育总局免职,新掌门人韦迪已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履职,他在执掌中国重竞技项目和水上项目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绩。

    现在舆论探讨的问题是韦迪究竟是内行还是外行?不过,搞中国足球,绝不是简单内行和外行来决定成败的。阎世铎和谢亚龙是外行,没搞好;南勇是内行,依然如旧。陈培德曾说,中国足协最重要的是掌门人是否尊重职业足球规律,身边是否有真懂足球的内行辅佐他。中国足球乱象是制度腐败。在考虑到国情的前提下,足协应该下放中超的经营权和管理权。中超公司职责和使命可考虑重新界定。联赛的电视转播权、赞助商赞助费用以及门票、场地广告等市场开发项目,最大受益者应该是俱乐部,而中超公司应该成为中超各家俱乐部利益的代表者,而不是足协下属的一个部门。

    其实,短暂的南勇时代已显露一些“草根足球”的良好势头,如校园足球、草根足球计划的实施就有助于将流失的青少年唤回球场。只有全力抓好各年龄层次的训练和比赛,才可能塑造中国足球的未来。据崔大林介绍,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也是重中之重。

    曾经的足协每年把主抓青少年足球挂在嘴边,却未见任何实际行动。由于联赛的污浊不堪,加之基层教练为维持生计只能随波逐流贪污腐败,让大多数有天赋的孩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沈阳、大连、青岛这样的足球人才输出城市,早些年,每个城市平均拥有形成规模的足球学校不下20余家,如今不足六七家。况且,青少年足球腐败也不容忽视,要想踢球层层送钱。据了解,一个有能力的孩子,从最初培养到踢上中超主力,保守估计也需花上60万—80万元的人情费。

    可见,在警方强有力打击足坛假丑恶的同时,足协新的领导班子同样面临着巨大考验。改变竞训模式,青少年足球应当作为与联赛平行的一翼得到长足发展,应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扎扎实实培养后备人才,这当然是中国足球的美好愿景。新的足协领导班子即将说些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做些什么。只要方向正确,中国足球总有崛起之日!

    几个月前,中央高层多次“关注足球”,中国足协开始极不情愿地清理门户。截至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官“出事”前,至少已有21名足协官员、球员和俱乐部负责人被捕或遭拘押。这似乎已向社会证明,相隔10年后,中国足坛的第二轮打黑行动可以当真。

    反赌风暴骤起的由头,一直都存在诸多猜测,而这次风暴的波及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显然是前所未有的。负责主导这次打击“假赌黑”的司法机关———辽宁警方专案组,在这场风暴中一直扮演着沉默者的角色。不证实、不否认,成为辽宁警方在舆论要求公开案情的压力下一直坚持的态度。据介绍,现在的足坛有太多的辽宁人,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或者以前在辽宁工作过,现役的足球从业人员中有六七成是辽宁人。这是辽宁警方主导这次全国性反赌风暴的重要原因。

    据体育总局知情人士介绍,从1999年到2003年,各种丑陋现象开始逐渐腐蚀基础本不牢靠的中国足球。

    张建强当时管理的裁判队伍,每个赛季都要引起诸多纠纷。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对裁判的指派,也直接影响到足球比赛的可信度。

    这是一场早就该来的足坛“打黑”风暴。在长达15年的职业足球发展阶段中,只有“黑哨”龚建平等个别案例受到惩罚。一批专职赌球的庄家,也完成的原始的资本积累过程,而由赌球滋生出的灰色链条以及复杂利益纠葛,也给今天“打黑”风暴愈发娱乐化的报道,提供了一块灰暗模糊的土壤。国家税务、金融部门介入,让足坛“打黑”风暴上升到了国家重大事件的级别。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称：“利用非法手段操纵比赛和赌球等违法犯罪行为,是中国足球肌体的一个毒瘤,它败坏体育风气,贻害社会,触犯刑律,必须坚决铲除中国足球的体制毒瘤。”

    （本报记者侯珂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