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学生在一起可以转移疼痛

    一间病房、一张病床、一个肺癌晚期患者。一堆资料、一群学生、一个精神矍铄的人。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却被李喜文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现在的每一天。就是从这名平凡的大学教师身上,人们看到了他从满怀理想与壮志的奋斗中一路走来,用二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用对学生无私无求的爱彰显着职业的光辉。

    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

    李喜文教授的经历很简单:1955年出生,197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一年后回校跟随郝水院士攻读遗传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攻读遗传学博士研究生,1990年留校任教至今。

    他的工作也很清晰:给本科生、函授生讲授专业课,培养硕士研究生,进行植物细胞工程与遗传育种、保育与进化遗传学等研究。

    “我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这个朴素的感受让他在这20年的重复中从未有过厌倦。

    东北师大有两个相距甚远的校区。李喜文负责两校区的本科生教学工作,路途的劳顿早已是家常便饭。然而每次上课,李老师总是提前到达教室,利用课前的时间与学生交流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一门两校区的选修课,每次考试的时间都在晚上的9、10节课,李老师没有一次缺席考试,并且每次都会亲自收取试卷,并对一个年级100多名学生的试卷逐一认真分析,形成试卷分析报告。他讲授的《遗传学基础》是双语教学,教科书都是英文的,李喜文就用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讲授方法让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遗传学基础》厚厚的,但您的讲授却是透透的;虽然陌生的英文满满的,但您的中西结合总是明明白白的。感谢您把深奥的遗传学讲得如此精彩,实验课上的悉心指导更令我们受益非浅。”06级学生杨丽娇表达了所有学生的感受。

    总想多给学生点

    生命科学学院有一个遗传爱好者协会。这个组织的建立,一是出于对遗传学专业的热爱和向往,第二个原因则是听了李喜文教授的遗传学基础课,从而产生了浓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

    李喜文是这一学生组织的指导教师。没有章程,李老师帮助学生们组织学习交流,翻阅文献,组建网站,创办刊物;没有教师,李老师通过个人关系邀请8位资深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学生们免费授课指导;没有经费,李老师自己掏腰包,给学生们买用品,办活动,出版刊物。他还和学院团委商议,使遗传爱好者协会逐步走向正轨,从起初创办协会的几个人发展到今天的73名成员。协会的部分学生分别被保送本校、中科院、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

    由于科研工作的需要,李老师一年中有5个月要带着学生到野外基地培育、采集样本,面临的是艰苦的条件,多变的环境。“记得有一次天气非常冷,李老师一个人在外面不停地翻土却让我们轮流到屋里去取暖。”06级学生严颖说。

    李老师一生勤俭,一件绿色的羽绒服一穿就是5年。然而,当学生面临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按时发放科研补助,每逢年节用自己的钱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渡过难关。“他的工资他家里花不到。”生命科学学院书记刘多说。

    还有好多事没做呢

    2008年11月末,生命科学学院的本科生课程与考试如以往一样进入倒计时。可这时,李喜文教授突然提出申请要前往北京。很多人惊讶,这样一位敬业的老师怎么会突然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原来,李喜文已经肺癌骨转移,并忍着强烈的疼痛坚持给学生们上课,直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向他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必须马上住院手术!

    此时的学生才想起,老师近来是拽着楼梯才走进了教室,倚着讲台角才能上完一堂课。

    一个多月前,李老师转回了学校医院。由于术后癌细胞迅速扩散,他已经不能站起来。每夜要依靠吗啡才能入睡,每次睡觉不超过2个小时,可他在病床上依然坚持给他所带的研究生修改论文,和他们探讨关于论文答辩的相关事情。

    “我是学生命科学、讲生命科学的,我很了解我的病。病疼不死人,但和学生在一起可以转移疼痛。”李老师总是这样劝慰来看他的人。

    如今,每天都有无数的鲜花和祝福在这间病房里环绕。“学生的课在等着我讲,申请的科研项目不能搁置,等我的腿好了再回基地培育样本,还有好多事没做呢……”病榻前,李老师的身躯虽然日渐消瘦,笑容却没有褪色。

    (上接1版)

    1993年三峡工程开工之前,中国独立设计、制造的最大容量机组只有32万千瓦机组,而国外首台70万千瓦机组早在1978年便投产运营;两者相较,设计制造水平相差数十年。

    如此差距,如何追赶?中国三峡总公司副总工程师、机电工程部主任刘利人,向记者点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果敢而正确的决策和长期的积累。在他看来,自主创新需要长远的规划和长期的准备,若没有积累便来谈学习和创新,就像小学生跟着大学教授学习,其结果之寥寥是可想而知的。令人欣慰的是,三峡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始终贯彻了正确的政策指导,并在技术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原国务院重大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将三峡工程机电设备列入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并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开展科技攻关。1993年,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三峡机组单机容量由68万千瓦增至70万千瓦。1996年,三峡左岸14台机组招标时,决策层确立了一条独特的“技术路线”: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引进世界上已有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装备;另一方面对关键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最终实现国产。1999年,在总结左岸电站机组相关参数的基础上,三峡右岸电站机组的技术研发和优化开始。2007年,右岸电站首台国产机组顺利投产,我国巨型机组设计制造实现跨越式发展。

    如今看来,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只是粗略的历史梗概,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不知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从巨额资金的投入到反复的技术谈判,从技术人员的培训到技术的实战考验,每一项都是难啃的“骨头”。用工程师刘利人的话说,那不知大大小小开了多少会,上上下下磨了多少回,才有技术上的提升。而付出得到的结果是,三峡机组取得了大型机组模型转轮的水力设计、大型机组制造技术和加工工艺、大容量水轮发电机冷却技术等八项核心技术,标志着我国水电重大装备实现了30年的跨越,开启了自主设计、制

    造、安装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时代。

    创新是团队力量的结晶

    三峡机组的自主创新,以“三峡”名于世,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庞大团队的努力。

    对于这一点,身为技术人员的刘利人深有体会。他说,三峡机组的成功,是团队大协作的结果,在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和安装等方面,不是哪一家就把国产化搞成了;这其中,三峡总公司为其他团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这个大团队中,有国内诸多知名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包括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大连重工起重集团、西安电力机械制造集团公司等。它们的分工与合作,促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自主研发、设计制造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能力,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国际竞争力。

    比如,为适应三峡大机组—高强度、高性能的技术要求,哈尔滨电机厂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则投资近4亿元进行技术升级,形成年产200万千瓦水电机组的生产能力。正是这种目标明确、互为补充的投资战略,使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装备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最直接的表现是,当年在三峡左岸14台发电机组投标中,哈电和东电共从国外公司分包了4台套,而在右岸电站的12台发电机组竞标中,国内企业中标8台。

    此外,像沈阳变压器厂投资1.3亿元,建设了专门用于生产500千伏及以上的电压等级变压器的主厂房和试验大厅,投入使用后年生产能力达800万千伏安以上,满足了三峡机组的特殊需要。

    10年之前,现任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的石清华,就亲身参与了这个大合作的过程。他说,自主创新是团队不断设计、感悟灵感而来,是理论、知识、实践、智慧一起爆发的过程。

    2008年年末,三峡左右两岸26台70万千瓦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从监测情况看,右岸电站机组总体性能优于左岸机组,国产机组运行状况良好,在稳定性等多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等水平。三峡电站机组的自主创新,正在接受并还将继续经受实践的考验。(本报记者 曾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