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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09年01月13日 星期二

    改革开放30年经济理论

    基于分析方法及其框架的30年经济理论探索概评

    作者:何大安 《光明日报》( 2009年01月13日 10版)

        中国经济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步打破计划经济坚冰、坚定不移地走市场道路的产物

        理论探索与体制转轨相伴而行,这种情形在一定范围内规定着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理论界的分析方法。大体而言,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界主要是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价值、价格、资本、生产、消费和分配等作为分析视角,运用逻辑论证的分析工具和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来考察体制选择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经济理论界主要是学习和运用西方有关市场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以静态和动态的分析方法来考察机制的选择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体制和机制选择的基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叶,经济理论界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注重运用以数理模型为轴心的分析方法考察市场和公司的绩效问题。中国走市场道路的重大决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革,是国内经济学者学习、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从而进行经济理论探索的体制背景。

        近10年来,国内经济学人的分析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较之于前20年的表现是:1、以定性分析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的分析方法,让位于以定量分析为标志的数理模型的分析方法;2、以规范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开始转变成以实证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3、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及其框架逐步成为主流。改革开放的前20年所面临的是体制和机制的选择,因而运用定性、逻辑和规范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说明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有利于资源配置或增进社会福利。但随着体制转轨加速而引发的不确定性的加强,这些分析方法难以解释体制转轨后续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于是国内经济学人近10年来开始全面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与其分析框架相关联的。国内关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主流观点或看法,是认为上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及其框架表现为一种分析体系,它强调分析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之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是在必要的理论假设的前提上,对制度(环境)、选择均衡及其结果作出贯穿制度安排分析的实证评估;并认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框架和基本原理,可解释不同体制模式下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客观地说,这些观点或看法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及其框架的一种正解,对于国内学者学习和掌握现代经济学有着启迪作用。但是,学习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具体运用它来研究现实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近10年来,国内经济理论界在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参照系,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经济理论探索缺乏应有理论假设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改革开放初中期国内经济理论界的分析方法作一概要评说。一些学者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参照系,在评判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历史时,或多或少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即认为那一时期国内学者在探索适合解释中国现实的经济理论时缺乏应有的分析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并以此来部分否定中国经济理论探索在该阶段取得的成绩。这种以现代经济学为基准的隐性判断显得有点武断。

        其实,每一种经济理论对经济行为和现象的解释都有自己特定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基于研究对象和目标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结合体制选择、机制选择以及政府、市场或公司治理来考察,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古典经济学关于体制模式选择的研究是以静态的成本价格理论为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研究是以边际成本收益理论为分析框架的,而现代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或公司治理的研究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的。显然,当我们以体制或机制的选择为分析对象时,可考虑较少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理,当我们以政府、市场或公司治理为分析对象时,也可较少考虑以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为分析框架。也就是说,研究对象不同,分析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的分析重点,是要在性质上说明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最有利于资源配置,而不是在理论上解说何种行为方式最有利于实现和怎样实现资源配置。在当时的理论探索中,强调经济人偏好、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并运用其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是不符合当时特定时期的研究对象的。至于改革开放中期对资源配置机制选择的理论探索,则是中国学者学习和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它明显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因此,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参照系,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经济理论探索缺乏应有理论假设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需要我们能准确地概括和梳理出那一时期的理论研究所蕴涵的旨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假设。

        中国的经济理论探索不应永远处于学习阶段,这需要广大学者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一般经济理论模型的创新

        关注分析视角而强调理论研究应有参照系的现代经济学,高度重视运用模型作为其基本分析工具。运用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不是现代经济学特有的传统,但将模型以较深奥的数学形式全面运用于经济分析,则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发扬光大的。

        经济理论研究应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应用计量、统计等数学分析方法,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问题之一。现在,有人倾向于认为一篇高质量的经济学论文应以数学模型的运用程度和范围来考察,这种观点的理论实践已得到国内部分主流经济学杂志的认可。诚然,现阶段中国体制转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市场或公司的治理,这一区别于改革开放初中期的情况确实需要运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人的行为绩效,以检验政策或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但从国内学者运用的情况来看,一些问题是值得反思的。

        问题之一是重数学方法的具体应用轻基础理论模型的创新。模型是对经济现象的一种抽象,它分为一般理论模型和应用分析模型两大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学者正经历着由一般理论模型向应用分析模型的转变。转变前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模型以解说经济现象,转变后的研究文献主要是直接运用西方现有的应用分析模型来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撇开具体分析方法,这两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模型的运用有余而创新不足。同时,随着提倡数学分析方法之风的盛行,重视应用模型而淡化基础模型已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实,应用模型是基础模型的衍生物,如果我们在基础模型方面没有创新,理论研究便会处于较低水准。古训“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中国的经济理论探索不应永远处于学习阶段,这需要广大学者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一般经济理论模型的创新。

        问题之二是国内有些经济理论文献出现“为模型而模型”的倾向。经济学家对经济行为和现象的观察,是在确立一种思想的基础上展开行为和现象分析的;为弥补迟钝的人脑受错综复杂的行为和现象的干扰,通常运用模型将错综复杂的行为和现象予以直观表达,并用数学分析方法加以定量考察以证伪所确立的思想。也就是说,先有思想后运用数学模型的分析方法,是经济理论探索的正脉。然而近十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颠倒了这一研究程序,往往先寻找一个并不反映成熟思想甚或只与朦胧思想感悟相关的模型及数学方法,然后力图通过复杂的数学论证来说明某种思想的存在。

        这种“为模型而模型”的分析方法,是一种贴着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标签的企图以高深的数学形式提升论文档次的学术努力,这对中国的经济理论探索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例如,现在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论文直接套用或稍加更改变量地以西方数理模型来解释中国问题。这极有可能致使中国未来的经济理论探索仍然处于学习阶段。因为,缺乏思想及创新而主要依赖于数学模型的研究,充其量是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非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且不说这种数学依赖难以拔高中国经济理论探索的整体水准从而难以结束学习过程,单就这种数学依赖的影响而论,它会形成一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分析方法。这种现象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理论探索中“超边际”运用模型及数学工具所存在的问题之三。

        例举以上的问题,并非意味着对中国学者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理论探索的全盘否定。近十年来,尚有一些学者在具有理论见解的基础上成功将数学和计量、统计分析方法作为阐释自己思想的工具,这属于较高层次的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中国问题的经济理论成果。这种研究与典型数学依赖的区别,是将对经济问题的理解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而不是“为模型而模型”地将经济问题简单数学化。

        经济学界一致认为经济学不是数学,一致主张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参照系及分析工具研究中国转轨经济中的现象。经济学不是数学,意味着经济理论探索不一定非得运用数学模型;结合中国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转轨时期的制度环境。比较改革开放初中期同近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理论探索,尽管当时的研究很少运用数学分析方法以至于它在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接轨的形式方面大大逊色于当今的研究,但那时针对体制和机制选择的研究是紧紧围绕中国制度环境展开的,其分析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非现代经济学)与研究者的思想观点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相形之下,当今一些强调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某些研究在这方面便显得有点模糊了。这种模糊引发了中国经济理论探索的另一重要问题。

        浏览近十年来国内博士生的一些毕业论文或国内某些顶级经济类刊物的一些文章,我们发现有些研究呈以下的框架格式:文献综述→建构模型→实证数据→计量或统计检验→分析结论。诚然,这种格式化的框架结构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如果我们完全局限于这种格式化框架,则有可能导致中国未来的经济理论探索处于较低的层级水平。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某种固定化的分析模式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禁锢研究者的思想,并诱导研究者关注形式的完美而忘却内容的论证。中国的经济理论探索要走出学习阶段,必须摆脱格式化的分析和研究模式。

        在分析方法上找到建构一般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途径,是中国经济理论探索较快接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贡献于国民福利的当务之急

        我们要反对那些仅仅有现代经济学之形而无现代经济学之实的分析方法。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理论探索,无论在选题、模型建构还是在样本数据处理和计量、统计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显示了中国经济理论探索有可能走出学习阶段的端倪。一些较高层次的经济学论文因主题论证的需要,配以相应的文献综述,在分析方法上同样运用数学模型和计量、统计分析,但作者对文献综述的处理不局限于介绍的层面,而是紧扣主题进行评论以阐述自己的思想。作者运用数学模型和计量、统计分析有明确的假设前提,并围绕假设前提展开逻辑理论说明,而不是用数学语言覆盖一切。这些较高层次的经济学论文通常是在提出问题和确立研究目标的基础上,经由数学模型表达思想和通过计量、统计分析来检验结论后,再提出政策建议和主张的。从中国近十年来经济理论探索所走过的历程来考察,注重思想与分析方法及其框架并重的文风,正在被国内许多学者所正视。

        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作为评说的基点或坐标,中国经济理论探索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层级构成是:体制选择→机制选择→治理手段选择。我们在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学时应当明确:分析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是为这一层级服务的。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济理论探索的历史,国内学者大体上是沿着这一层级来进行理论研究的。近1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探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代表我们的经济理论探索没有发展。强调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接轨,不能割断经济理论探索之历史目标的阶段性。现代经济学并不是片面强调数学模型和计量、统计分析工具,它更重视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找到建构一般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理论之分析框架的途径,不仅是中国经济理论探索走出学习阶段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经济理论探索较快接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贡献于国民福利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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