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思想的产生,要求探索者付出重大的代价,有的时候,这种代价甚至包括生命。也许,不少人即使奋斗终身仍旧一无所获,但他们的探索却可能为后人的成功提供借鉴和铺垫——科学的精神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求真精神,没有这种舍身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就没有人间的温暖和光明。正因为此,真正值得社会弘扬的,不在科学成果本身,而是这种科学精神和态度。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要提倡求真和奉献精神;对于科技政策制定者、科研管理者和社会公众来说,应该为科研人员营造一种有利于探索和甘愿奉献的宽松环境。诚然,科学创造的首要因素是科技人员的内在动力,但在适宜的外在环境下,这种内在动力会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
目前,我们在科研管理方面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成果评价上:一是把西方科学评价标准绝对化,二是重数量轻质量。近代西方的科技成就无疑值得我们尊重,但并非不可逾越。纵观中国科技界的先辈们,凡取得卓越成就者,无不是在既努力学习又敢于突破的情况下取得的。在科学研究的对象日益复杂化和系统化的今天,不少西方有识之士都在关注古代中国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认识到这些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自叹弗如甚至自暴自弃?笔者认为,一项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创新,其价值在于核心命题所包含的信息量,而且信息量的大小与用以表述信息的文字数量没有正向相关性;同样,一名科研人员的价值也不能简单地用他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来权衡。以上涉及的两种错误倾向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由此衍生出的成果评价和考核方式催生了许多平庸不堪的“论文”和“专著”,致使“有成果无创造”的项目比比皆是,不仅浪费掉大量的社会资源,还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有代代流传之虞。
其实,对上述弊病进行批评的早就大有人在,之所以长期未能得到革除的原因在于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与国际接轨,二是便于操作。笔者认为,真正的国际接轨应该是精神接轨。国际通行的代表作评审制度就体现了讲求质量的科学精神,但不知为何对此我们不强调接轨。“便于操作”倒是道出了相当一些科研管理者的心声——“不费力气”。把对量的评价改为对质进行评价,肯定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因为即使是采用代表作评审这类方式,也难免会有诸如社会公认度、范式差异、宗派活动等新问题出现,但它毕竟朝着正确的科学评价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因此在评判事物或方法时,关键看它是否给出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对于具有潜在发展能力的新问题,我们可以再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这是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