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节选）

    黑龙江女作家张雅文推出自传文学《生命的呐喊》（新华出版社出版），再现自己的奋斗经历和对生命的感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沧桑磨难，展示了传记文学具有灵魂读本的可能性。

    参加讲习班的三十多个人,别人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唯独我只发表过一首小诗。我怕人家瞧不起我,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家,总是盯着别人的脚后跟。然而,恰恰是这短短半个月的讲习班,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就像一个在大海中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就在这讲习班上,我决心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赌桌上……这枚铜板正是时代赐给我的——中国正掀起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场文学热。

    之后,我背着贺玉,怕他笑话我,以工厂为素材偷偷地写了一篇小说。捧着这篇三千字的小说,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丁老师,您看看我这篇东西行不行?”这位面相慈祥,曾写过许多散文的老编辑,看完之后,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雅文同志,我搞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我不知老师从我的小文里看到了什么才气,但对我来说,却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匹找不到归途的老马,终于听到有人对我说:“看,那就是你回家的路!”

    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人能指导我的人生,只能靠自己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闯对了,也许就闯出来了,闯错了,一辈子也就白混了。不仅是我,好多人都像我一样,都在苦苦地求索,孜孜不倦地追求,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忙。我跟头把式地折腾到三十五岁,才偶然找到一条渺茫的、不知结果的人生道路……

    1979年7月6日,我第一篇小说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发表在《合江日报》上,有人还为此写了一篇小评论。不久,我收到第一笔稿费十二元钱。贺玉用这笔钱买点肉,炒了几个菜为我祝贺。孩子一看到肉立刻高兴地叫起来:“哇!太好了!妈以后你多写点儿,咱家就有肉吃了!”

    不过,当我把这篇小说拿给父亲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戴着老花镜,哆哆嗦嗦地看了半天,激动地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我老儿子将来会有出息……”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不是以文人的斯文来进行创作,而是像运动员训练一样拼命。

    一天上街,我骑着自行车又在琢磨小说,骑着骑着,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夹着自行车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骑呀?”我这才猛然惊醒,急忙向人家道歉。

    由于心不在焉,我家所有的锅碗瓢盆没有不掉漆的。我一天打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

    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装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大坑,竟然大呼小叫地问全家人:“哎,你们谁把门撞坏了?”孩子都说不是他们撞的。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

    每天晚上,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是犹豫不决而缺少信心,另一个却是坚定不移而充满自信。一个小人儿总会找出许多例子对另一个小人儿说:“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十三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于是,在城郊结合部那片低矮的因经常停电而漆黑的平民区里,每天晚间都能看到我家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和孩子人守一支蜡烛。三支烛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屋,也照亮了各自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