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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碑名手
范玉成是古城的刻碑名手，已是古稀之年了。他长得高大魁梧，粗眉大眼，但面白无须。两只手掌伸开来，小蒲扇一样；指骨节很突出，只要轻轻一握，便咔叭叭一阵脆响，让人觉得那手是非常有力气的。
刻碑是个古老的行当，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秦篆诏书，能够流传下来，都是刻碑名手的功劳。名胜古迹，名人墓表，倘若是没有碑刻以志，那就不知要逊色多少了。
凡干这行的，一是文化底子要好，能识文断字，能体会文本的妙处；二是书法根基要扎实，书家所写的墨本，篆、隶、楷、行、草，你得深谙其风格、韵味；三是刻艺要精，不管是阳刻、阴刻，要能视石如纸，捉刀如笔，取意行神，不滞不囿。
范玉成从十四岁起拜师学艺，五十多个年头一眨眼就过去了，一生中刻过多少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十多年前他从刻石社退了休，可一直没闲着。儿子还在刻石社哩，一接下什么重要工程，总得请老爷子把把关。他也乐意，范家手艺一代代传承，绝不能让世人说闲话，否则就愧对列祖列宗了。
儿子范致远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
他对父亲说：“邻市的望江楼重修一新，有块《重修望江楼记》碑要刻哩。”
范玉成显得特别高兴。他记得四十多年前，也就是1966年春节过后，那时他才三十来岁，与一些同行应邀到望江楼公园刻一条诗碑长廊。一直刻到冬天，眼看就要完工了。有一天傍晚，突然来了很多戴红袖章的学生和工人，把望江楼的台阶撬开了，把门窗卸了，把楼梯拆了，把里面的字画、文物烧了，一座清乾隆时的三层楼阁刹那间被当作“四旧”毁掉了。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泪水纵横。到了第二天，那些刻好的诗碑，也被一一砸碎，并把他们驱赶回了老家。他后来听说，在望江楼原址，竖起一个巨大的工农兵“造反有理”群雕像；又过了些年，雕塑拆了，改建成了一个大花坛。现在恐怕是拆了花坛，再在原地重建了望江楼。范玉成渴望旧地重游，那楼可还是往日模样？
儿子说：“现在正是炎夏，太热，您暂时别去。等我在那里阅好了稿，选好了石，‘上墨’、‘过朱’、‘打样’后，准备刻碑了，您再来，一边指点我，一边看看风景，好吗？”范玉成答应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范玉成在心里计算着：儿子该阅稿了，那文章是谁撰写的呢？又是哪个书法家书写的墨本呢？字的大小、行距、结构、排列，儿子是否都了然于心了？选的是什么石头，汉白玉石还是大理石？选好了石，先要用沙石粗磨平整，再用细刀砖磨光，直至腻滑方可。接下来，儿子该“上墨”了，用磨浓研匀的上等墨汁刷在石上；墨汁干后，再用烙铁烫上白蜡，薄薄地在墨上覆盖一层。下一道工序应是“过朱”，把透明拷版纸覆在墨本上，双钩临描，然后再用银朱做红线双钩。待做完这些，就该“打样”了，把“过朱”的双钩拷版纸，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用木榔头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让双钩红线清晰地印下去。
范玉成乘车赶到邻市的望江楼公园，在一间工作室里，找到儿子时，儿子正好完成了“打样”。
“爹，我正准备打电话哩。”
“爹知道你的功夫，该用多少时间，我心里有数。”儿子笑了：“知子莫若父哩。”
范玉成开始阅稿，文章是本市市长华声撰写的，还不错，情文并茂；墨本是请北京一个老书法家几个月前书写的，写好寄来后因心肌梗塞竟鹤归道山了，字真好，行书，有兰亭序帖的味道，可惜天不悯才啊。
再看一遍文章，范玉成头上冒出了一层热汗，文中说望江楼毁于1967年春，这就失实了，分明是1966年冬！听说市长还年轻，不到五十岁，又不是本地人，恐怕没有细细考察，就轻率地作了结论。
范玉成说：“这碑暂不能下刀，一定要改过来。”
儿子急了：“爹，我们只管刻就是了，这不是我们的错。再说，人家市长会改吗？再说书写的人都死了，谁能把墨稿改正过来，而且风格丝毫不差呢？”
“若市长不肯改，这个活我们退了！碑者，史也，是留给后人看的，不能以讹传讹。”
儿子不作声了。
顿了一阵，儿子说：“爹，您还没去望江楼吧，我陪您去。”范玉成一甩手，说：“不去！”
第二天一早，范玉成让儿子把公园的负责人找了来，当面说明了情况。
主任姓陈，很年轻，不到四十岁，曾是个中文系的本科生。听完范玉成的话，说：“我就去找市长，谢谢范老的提醒。”
中午快吃饭时，陈主任兴冲冲地回来了，说：“华市长让我转达对您的敬意，而且交待一定要改！”
范玉成呵呵地笑了。
“文章好改，只是这墨本上的字怎么改写过来呢？”陈主任问。
“你放心。这位老书法家的字，我熟悉，要改的字，我可以补写得和他分毫不差，这个功夫我还是有的。”
一个月后，《重修望江楼记》碑刻好了，看过的人都啧啧称赞。父子俩在走之前，认认真真地登上了望江楼，看古香古色的横梁直柱、飞檐翘角，抚红漆栏杆、雕花门窗，品匾额、楹联的内容和书法，确实可称之为杰构。他们登到顶楼，送目远望：湘江如带，白帆点点；远山似簇，村镇笼烟。
范玉成对儿子说：“刻碑的人，责任重大，历史是不能作假的。否则，我是不敢登上这望江楼，我怕前人责怪、后人唾骂！”
儿子说：“爹，我会记在心里的，您放心。”
名鼓师
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的杭义仁，是振兴京剧团的首席鼓师。鼓师在梨园行中，被尊称为鼓佬。鼓佬是“场面”（乐队）的领袖，又是一台之主，演出尺寸的快慢，气氛的渲染，情绪的烘托，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团里声名赫赫的名角，对鼓佬是丝毫也不敢怠慢的。
老生名角秦玉振，从20岁上走红起，一直都是请杭义仁打鼓，一打就打了30年。因为杭义仁在家里排行老三，又比杭义仁年长15岁，因此秦玉振一直称他为“三爷”。
三爷的鼓打得太好了，武戏打得“帅”、“脆”有气魄，文戏打得“稳”、“活”而潇洒。秦玉振说：“三爷的鼓，打得极简洁，键（鼓棰子）无虚发，一下就是一下，恰恰打在演唱者的节骨眼上，能打出气氛，能调动演员的情绪，他人难及。”
秦玉振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在听到探子来报，街亭失守，司马懿随至的消息后，先是心中一阵阵慌乱，接着强自镇静，在离帐走向城楼的过程中，有大段的“摇板”，属于紧打慢唱，这时三爷的鼓，下下打在他的心上，衬托出诸葛亮孤注一掷，未卜吉凶，又无法告人，还得故作散淡之态的矛盾心理。还有，他演《孝义节》一剧，三爷在下高台过门中，用堂鼓模仿风声水声，泠然动听。
这样的鼓佬到哪里去找呢？
每次演出前，秦玉振都要先到三爷的鼓架边，恭敬地说：“三爷，又要劳驾您啦。”闭幕后，妆未卸，戏衣未脱，秦玉振立即奔过去拱拱手，说：“三爷，您辛苦啦。”
每当这时候，三爷就会孩子似的哈哈大笑，晃着一个一年四季都刮得光光亮亮的大头，说：“给您打鼓，是我的福分，听了您多少好戏！”
三爷60岁的时候，秦玉振在一家酒楼，办了十桌酒席为三爷贺寿。在连敬过三爷三杯酒后，秦玉振说：“三爷，我有一事相求。”
“您说。”
“按理说，您该退休了，我想再请您捧几年场，我才45岁，还可以好好唱几年，没您的鼓哪行？”
杭义仁犹豫了一下，立即说：“没说的。”坐在旁边的老伴还想说什么，被三爷用眼色制止住了。
三爷依旧快快活活地为秦玉振打鼓，春风夏雨，秋霜冬雪，从没有误过场，也没出过什么疏漏。
有一天，秦玉振发现三爷的鼓架边，放了一个高几，高几上摊着一块白绒布，绒布上散放着大大小小的绿玉、白玉、黄玉。鼓架的上面，挂了一个竹鸟笼，里面是一只鹌鹑。不要打鼓的空闲里，三爷两只手便去捏摸那些玉，或者去逗那只不叫唤只扑打翅膀的鹌鹑。
秦玉振知道三爷喜欢玩玉，也喜欢养鸟，那是在他家里呀，怎么搬到舞台上来了？是不是三爷对延聘他连续打鼓有想法，碍着情面不好说，以此来作提示呢？玩鸟、玩玉，心为他用，一旦忘记了打鼓呢，那岂不是误事了！
可三爷就是三爷，到了该打鼓的时候，放下手里的玉或逗鸟的米粒，操起鼓棰子，照样打得滴水不漏。记得那晚他演《武家坡》，唱到“三人同掌”的“掌”字，十分峭拔，三爷在“掌”字上用鼓棰单击一下，使“掌”字往外凸显，真是神来之笔。
也许人老了，就像孩子，“老小老小”，三爷真的变小了。秦玉振想：他要玩就玩吧，又不耽误打鼓！
三爷突然病了，住进了医院，一检查是肝癌晚期。秦玉振忙去了医院，奔进病房，恭恭敬敬地站在三爷的病床前。他看见了三爷的脸色蜡黄蜡黄，双目无神，疼痛使他的额头上布满了粗大的汗珠子。三爷的床头柜上放着那只鸟笼子，里面的鹌鹑不见了；他的手里正捏弄着几块玉。
三爷见了秦玉振，艰难地说：“这病大概是早有了……肝部总是痛，一痛……我就逗鸟、玩玉，分散点儿注意力。也奇怪，只要打起鼓来，又什么都忘记了。唉，鸟早两天也死了，先我而去，我大概也没几天了。秦老板……对不起啊，本想再为您打鼓，现在不行了……”
秦玉振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三爷，我……不该耽误了您的诊治……”
三爷勉强笑了一下，说：“玉振，我真的不悔……这几年您演了多少好戏，光碟公司为您发行了专集，中央台的‘空中舞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了您的大戏，我也跟着您沾光啊。”
三爷显得很疲倦，缓了一阵，伸手从枕头下抽出几个厚厚的笔记本，递给秦玉振，说：“此生为您打鼓……在什么戏什么关口……用什么锣鼓点，都记在这里面，或许接替我的人用得着。我们爷俩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一个月后，三爷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年的清明节，秦玉振都会带着收录机和几盘磁带，到三爷的坟墓前去坐上小半天。收录机里传出了他的唱腔和三爷打出的鼓点，“长棰”、“短棰”、“乱棰”、“四记头”、“九棰半”……
鼓声在天地间久久地回荡着。
聂鑫森 1948年6月生于湖南湘潭市。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北京文学奖等奖项。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近年发表多篇《风雅人物》系列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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