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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6年11月，《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创造了中国图书界的奇迹，开启了传统经典全民普及活动，充分显示了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这股国学热、经典热依然保持了很高的温度。本报记者最近专门采访了几位著名专家学者，就这一现象请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
从“国学热”谈传统文化精华的古为今用
被采访者：金开诚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
记者：您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大家，最近几年国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国学热”，您个人对此有何看法？
金：我可以说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多少年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常常感到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离开广大的中国人是越来越远了。我曾想，假如中华民族完全抛弃了传统文化，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对此有些担心。再则，我认为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不少精华，将来无人传承了，觉得有点惋惜。我怀着这样的心态，突然看到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怎能不感到喜出望外？我对“国学”的理解很简单：国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问也。现在既然有了“国学热”，自然就不会把它的研究对象完全抛弃了。不过，我仍然有一种担心，怕的是“国学”只“热”在专家学者之中，那是“热”不了太久就会冷却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那是传承不了的，更不要说弘扬了。
记者：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改变传统文化离广大中国人越来越远的状况，从而使其有传承弘扬的群众基础呢？
金：我认为对传统文化必须突破纯学术研究的圈子，大力倡扬古为今用的探索与实践。当然，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这样一个人是决不会反对纯学术研究的；恰恰相反，纯学术研究必须坚持，还要不断拓宽与加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纯学术研究毕竟难以吸引广大群众来参与；不参与就会有距离，而且距离越来越大。古为今用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试看传统文化中有些优秀的格言就常被群众使用，用来勉励自己或教育后代，只要用了就不会觉得有距离。
不久以前，我反复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其中有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论述使我深受鼓舞和教益。胡总书记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为了贯彻落实这些重要指示，我认为就必须致力于传统文化精华的古为今用。因为精华与糟粕毕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同时也只有通过古为今用才能实现“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记者：您是否真的认为传统文化中有些思想成果，确为今人所未道，故而必须古为今用呢？
金：我觉得你对古为今用的要求未免太高了。古人有些思想即使今人也说过，但不如古人说的精警有力，那就不妨古为今用。比如“惜阴”的思想古今都有人说，但谁也说不过古诗中的四句话：“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让年轻人都知道这四句话不是很好吗？如果你定要讲“今人所未道”的思想成果才有必要古为今用，那么就我所知，这样的思想成果在中国传统艺术论中就比较多见，尽管其中有不少还只是“半成品”，有待后人继续研究，但已经触及的艺术奥秘却是精深的。至少我个人未见今人、洋人对此有所论述。
记者：我想，我们不聊那么远，就来说说《论语》吧。《论语》中有没有确为今人所未道的思想成果呢？
金：说《论语》就使我想起一件事。1988年1月，世界上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返回2500年前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我当时在有关报道中看到这个话，心里觉得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未免说得浮夸，孔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智慧呢？但是，后来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我渐渐感到这些人说的话不是标奇立异，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的确有一点预见性。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对孔子究竟有多少了解；也不知他们所说的孔子智慧究竟指什么而言。但我个人面对当前的现实世界，觉得《论语》中至少有两句话是与人类的存亡有关系的，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当前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民族为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现在世界上就是有人容不得“和而不同”，他们有的想独霸天下，有的搞“鱼死网破”。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在战争武器越来越高科技化的现在，的确有个存亡问题摆在人类面前。中国人现在在国际事务中大力宣讲“和而不同”，真诚表达我国的和平愿望，这实在是古为今用的范例。
“和而不同”这个思想其实也不是孔子原创的。在他之前，已有周幽王时代的史伯和春秋时的齐相晏婴说过类似的话语。但孔子仍有他的贡献，那就是他把“和而不同”与“君子”相联系。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只从道理上接受“和而不同”，那还不够；你还必须有相应的高素质与好品德，才能使它见之于实际的言行。这个说法与我对世事的阅历是相符的，所以我很相信他这个话。
在孔子的智慧中，还有两句话也可能与人类的存亡有关系，那就是“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中庸”的意思就是不偏不倚，也就是说做事情要懂得“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不要做过头，也不要不到位；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说要把握比较准确的度。这为什么也与人类存亡有关系呢？因为小至个人、大至国家，假如过于任性偏激、处事无度，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恶果，既伤了他人，也害了自己。由于“中庸”的意思大致上就是“有度”，所以似乎不必拿来古为今用了。无数的人已经从现在思想、现在语言中学会说“有度”了。但是，孔子把“中庸”、“反中庸”与“君子”、“小人”联系起来，这还是非常深刻而富于人生阅历的。我想，不论古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真心赞同“中庸”或“有度”的，也常常放在嘴上说，但到了利害关头却往往把“度”忘了，说话行事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要真正做到处事有度，那还是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与品德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就自以为懂得了儒家为什么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很大的智慧。
记者：北师大于丹教授在央视解读《论语》，在大众中引发读《论语》热潮。这种传播方式，跟以往学者的书斋研究不完全一样，目前又出现了争议，您怎么看待？
金：我和于丹教授素不相识，但我对她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关注，也很肯定，尤其为她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这主要因为我最关心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宏观处境和发展前景。刚才我已谈过优秀传统文化与广大群众的距离问题，现在还要专门说说各类古代典籍令人担忧的情况。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极为可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然而现在却出现了广大群众读不懂典籍、不了解也不关心典籍的情况。假如古代典籍终于因完全失去群众基础而成为一堆故纸，那么大量的思想精华和民族智慧也将随之湮没，这就将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使广大群众对古代典籍更加关注并增进了解，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无过于使一些最重要的典籍能通过电视来作面向广大群众的解读；因为众所周知，在传播领域中“触电”的效果是最大的。但是“触电”又有个收视率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今之世，即使请真正的国学大师到电视台开讲，也不见得会有多高的收视率。总而言之，我对传统文化与古代典籍的处境与前景可以说既深切关注，又很不乐观。正因为怀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看到于丹等多位专家在电视中开讲并获得成功，心里就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的宣讲是面向群众的，也是力求古为今用的，这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期盼并一再呼吁的，所以我对他们所做的工作深表肯定。
关于你所说的争议，我也认为是好事。因为争议在客观上能收到“炒作”的效果。“炒作”这个词是有些贬义的，我这个人讨厌各种各样的“炒作”，唯独不反对“炒作”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重要的典籍；因为他们冷冷清清太久了，需要通过“炒作”来引人关注。在有关于丹的争议中，有些专家学者的确是为了维护传统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而提出不同的意见，有的指出了于丹著作中的“硬伤”，这些都值得著者吸取或参考。总的来看，有关于丹的争议必将形成一个“和而不同”的局面。“和而不同”既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都大有帮助，当然也会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这就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
我附带还要说一件事情，中华书局几乎在同时出版了张燕婴译注的《中华经典藏书・论语》和于丹的《＜论语＞心得》，这也正是“和而不同”的表现。张燕婴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她这个人很谦虚也很严谨，译注《论语》力求符合文本原意，一步也不肯多走，所以她的书具有简明准确的突出优点。于丹的著作乃是《〈论语〉心得》，从心理学角度看，在“心得”、“感悟”这类意识活动中，是很可能出现“自由联想”的。假如这联想也引出了有益的思维成果，当然就可以与读者共享。
在你们提出的问题中，本来还涉及典籍的“诠释”。“诠释学”虽是现代的学问，但“诠释”的现象却在典籍的解读与传注中一直就有。我说张燕婴译注《论语》“一步也不肯多走”，但实际上她的书中也还有她个人所做“诠释”的成分。因为她毕竟是处于当代的语境之中，并且还不能不受她早已形成的种种主观因素的制约。还需指出，“诠释”实际上又是文化积累与发展的一种方式，所以要强调守住“底线”，使之有益于文化的发展。这些问题说起来都很复杂，今天是来不及谈了，以后再说。
从“《论语》热”到家传户诵之学还有多远
被采访者：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记者：郭先生，您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最近几年国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您个人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
郭：国民有义务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典籍。现在，国民有了这种需求，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要善于调动并创造性地转化本民族的文化思想资源，使之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正面、积极的力量，促成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记者：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当今社会有什么意义？
郭：我为最近由岳麓书社新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写了一篇导读，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以及性情的调和。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也就是说，《论语》等儒家经典在当今社会，仍然是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核心，是健康的法治社会的基础。科学家杨振宁少年时代背过《孟子》；吴征镒承家训，以《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自励励人，可见四书对人性的养育和文明社会的养成是有益的、积极的。
记者：北师大于丹教授在央视解读《论语》，在大众中引发读《论语》热潮。这种传播方式，跟以往学者在书斋研究，不完全一样。您怎么看待？
郭：于丹教授迎合了民众想了解文化宝典的心态，利用了现代传媒。历史上《论语》本来就是家传户诵之学，现重新复兴于民间。于丹对推动读经典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这热潮要引向深入，不能老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一定要深化。怎么提升？作为讲者，至少要把朱子的《论语集注》、刘宝楠和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认认真真地一一啃过，才能讲好《论语》。
记者：于丹教授对经典的一种生命感悟式的解读，在解读中有些地方是个人一己之得，您认为在经典文本的释读中，这种个人一己之得在传承经典的过程价值何在？在儒家的两千多年的传播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好下己意的宋人？
郭：您不了解宋人，宋人的经典解读并不是所谓好下己意。宋人的义理是在训诂的基础上发挥的，又是当时从内部消化佛学，重建中国人的终极信仰及形而上学、宇宙论的精神创造，那不是随心所欲的解读所能比拟的。
记者：清末以来，有人将中国传统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也就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区分，这可能是受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那么，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似乎存在着这两种方式，您认为在今天，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何在？
郭：至于汉学与宋学，说来话长。汉学并不等于“我注六经”，宋学也不等于“六经注我”。学术史上有关汉宋之争有很多深入的讨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为判……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中国经典诠释过程中，穷途当变，每转益进，而仍一脉相承。
记者：于丹因讲《论语》，也引起了争论，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您怎么看这种争论现象？
郭：这很正常。和而不同嘛。
国学发展方兴未艾，任重道远
被采访者：钱逊清华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记者：钱先生，您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最近几年国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国学热，您个人是如何看的？
钱：这是好事。过去很长时间内，多数人认为国学是老古董、是糟粕，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曾经占着主导地位。经过文革十年的浩劫，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反思这个问题。国学热的出现，特别是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标志着一个转折。标志着我们走出否定、批判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向在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个媒体，提倡、炒作的结果。它是从上到下，也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共同探索的结果。当然各阶层人们思考的内容是不同的。党和政府考虑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局；普通百姓想的是解答生活中的困惑；广大年轻的家长可能主要是关注怎样使孩子健康成长，不走邪路；学者们则是从学术上反思总结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经验。但总的方向是一个，就是寻找解决当前社会面临问题的出路，而结论也是一致的，即要立足于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吸取智慧。这个转折意义重大。
记者：钱先生，您认为对国学的热度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会持续多长时间？
钱：上面我已经讲过，国学热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时代的潮流，所以一定会向前发展。但是路还很漫长，我们需要做大量的深刻的研究，大量的普及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经济改革初期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文化问题也是如此，需要我们长期摸索，稳步前进。也有人说国学没有热，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正的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漫长的时间，现在是方兴未艾。
记者：清末以来，有人将中国传统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也就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区分，您认为在今天，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何在？
钱：现在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学术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有其重要地位。注释、讲解肯定都有个人的想法，不是说温故而知新吗？没有个人的思想，就没有发展。问题是要处理好阐述经典文本原意和个人见解的关系。我认为要注意两点：第一，首先要立足于传统的经典文本，力求准确把握和传达经典的原意。第二，要把对文本本意的讲解和自己的发挥区分开来，不要混在一起，以免误导听众或读者。当然，讲自己个人的思想，也可以讲得很好，对人有帮助，也是有益的。但这个好处不是传播经典的好处。我们要在经典与读者之间架起桥梁，要从准确把握和传达经典原意出发；离开这个基础，任意发挥，就变成只是自己的思想了。
其实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而是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弘扬中华文化，需要从普及和提高两个方向上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不是简单照搬传统，而是要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做出新的阐释，推陈出新，发展到新的阶段。这需要艰巨的高深的研究工作，同时也需要普及。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紧密联系。如果不能普及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它就会萎缩。过去一个时期，对普及重视不够。国学热的兴起把普及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向。而二者的要求、做法都是不同的，这里就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现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不少就是和这有关的。比如，普及就会要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就要运用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这些在学术研究中是不适用的，或不必要的。如果只从原来熟悉的学术研究的习惯和规范来衡量普及工作中的做法，就会提出许多疑问和质疑来。
高深研究和普及工作的要求、做法都不同，因而也需要分别由两支队伍来做。高等院校和研究院从事高深研究的高层次学者，也应该关注普及，为中华文化的普及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要求他们都来参加普及工作。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研究队伍，也需要有高质量的普及工作者队伍。需要建设专门的普及工作者队伍，而且需要有适应不同层次普及工作需要的普及工作者队伍。总之，如何搞好普及，如何协调处理提高和普及两个方面，这可能是今后需要特别关注研究的问题
记者：于丹教授解读《论语》的传播方式，跟以往学者的做法不一样，也引起了诸多争论，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反对的人认为于丹教授对《论语》的理解过于浅薄，不够厚重，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怎样看的？
钱：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论语》的理解和讲法不同，是正常的，也不可能有哪一个人能说自己讲得都对。我们一直希望学术上有正常的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局面。希望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互相批评，互相切磋。不宜过多炒作，不要有偏激的思维方式。前一段的争论中，有一些说法比较情绪化。比如说某人没有资格，要求他下课等等。大学聘教授，要有资格认定，讲读《论语》的心得，我想不存在资格问题，大家都可以讲，但是要讲责任。讲的人要尽心尽力，把最好的讲给听众；媒体要负起引导的责任，尽可能引导国学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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