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是2007年，我在硕导骆瑞鹤老师的带领下，借孙老师在武汉开会的机会，第一次拜见了孙老师，并表达了我想考博的愿望。一路走回珞珈山庄，我说我正在整理谐声字，孙老师用他特有的语气提高了语调说：“好！”本来对考北大还忐忑不安的我，顿觉好像被注入了一股真气，信心大增，2008年能够顺利考入北大，离不开当初孙老师的肯定与鼓励。
但当我成了孙老师的门下弟子，跟孙老师提博士选题的时候，孙老师却让我先放一放，叮嘱我要把各方面的基础打好，不要着急定题。
在音韵学的学习中，孙老师一直强调不能光看书，要亲手实践。有一天，他问我：“《广韵》的韵图作过吗？”我本科的时候学过音韵学，万献初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做《广韵》韵图，所以我很高兴地回答说：“做过啦！”“那就再做一遍！”我一下子就傻眼了，原本以为会听到一个“好”字。想当初可是做了一个暑假，但也没办法，师令如军令，我只得又老老实实做了一遍。不过这一次跟本科时候不一样，因为有了一定的基础，对一些问题能理解得更加深入。另外，韵图也是一种声韵调配合表，在做表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语音结构的系统性。
孙老师还建议我去补自己的“短板”，学术研究的视野不要局限。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博士前两年，我补修了方言学和古文字的相关知识。选修了项梦冰老师的《方言学》，并和北大方言小组一起远赴福建泉州进行方言调查。后来又花了一段时间梳理了古文字材料中的一些谐声字的考释结论。这一段经历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到了论文后期分析历史性音变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方言中有没有共时材料可以参照。出土文献资料层出不穷，一些谐声字的构形又得到了重新的解释，不少材料也都融入了我的博士论文中，这也构成了我论文的一个创新点。工作以后，因为之前的接触，我对这两个领域的一些最新成果也持续关注，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思考，后来以此修改了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2017年以博士论文成功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应该也得益于后期的不断修订。
北大的博士培养，在论文开题之前要进行中期考核，要求是撰写一篇论文，通过答辩来综合评判学生的学术涵养和研究能力。跟随孙老师学习两年之后，我渐渐了解声母领域存在的一些争议，发现不少学者所用的谐声材料大多来自董同龢先生的整理，并且是举例性质的，如果穷尽性地加以统计，并进行系统考证，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因此我选择了疑母和心晓母发生联系的谐声字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论文《上古疑母和心晓母特殊谐声关系研究》。从材料的使用范围，论证的过程和最后结论的得出，全文的写作思路都可以算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雏形，得到了中期考核小组老师的肯定。正因为有了这篇论文作为铺垫，我才坚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经和孙老师讨论，选定《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作为论文题目。
在上古谐声系统中，和牙喉音发生联系的声母分布最广，为了穷尽性地搜集特殊谐声的资料，我首先做的事情是制作《说文解字》谐声数据库。以大徐本《说文》为底本，参考江沅的《说文解字音均表》，并且借鉴了孙老师《谐声系列与上古音》（2010）、《谐声层级与上古音》（2011）中的相关意见，对谐声字分出了层级，以谐声系列进行统计归类，并标注上古音韵地位以及声符谐声字的关系。数据库完成之后，和牙喉音发生联系的特殊谐声字很容易就筛选出来，再以声母类别分出章节，以声符区分，对特殊谐声字一一进行考证。考证的过程是将谐声字的形音义相结合，重点考察声符的真实有效性，注音的客观匹配性，特殊读音产生的原因，以及特殊谐声字读音形成的时代。文章紧紧围绕汉语的内证材料，从上古文献中的经师音注、读若、假借、异文、连绵词等材料发掘宝贵的语音信息，力求还原这些特殊谐声字在上古
的真实语音面貌。研究发现，在牙喉音的所谓特殊谐声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其读音的产生与规律性的历史音变无关，而是受同义换读、同形字、误定声符、音变构词、语流音变、读音类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考虑到谐声层级，剔除跨层级的一些特殊谐声字，则真正的特殊谐声字数量很少，并且绝大多数的特殊谐声字其读音上古已经形成，当前一些复辅音构拟在解释汉语的一些内证材料、历史语音的发展演变以及音系的声韵配合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此篇论文的结论是基于一个一个特殊谐声字的考证，以事实为依据，又有科学的数据统计分析，避免了以往上古音研究中将特例看作通例的弊端。文中借鉴古文字研究成果，对一些许慎认定的声符进行了重新分析，承认了文字早期大量的“同形字”现象，事实上已经对复辅音构拟中的一些诸如“告-造”“辥-薛”“-歸”等经典案例进行了批判，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一些文章仍将之处理为特殊谐声字，不能不觉得是一种遗憾。不过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我也是一种鞭策，促使我早日把论文修改出版。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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