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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12月01日 星期五

    这句话说出了老舍享誉世界的原因

    凤媛 《 博览群书 》( 2017年12月01日)

      在巨星璀璨的现代作家群落中,老舍可能属于学历背景很不起眼的那一拨,他是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从私塾和小学读完之后,他最初考入的是京师祖家街公立第三中学,和罗常培先生是同学,但由于家境贫寒,入读半年之后,他考入了免收学费和膳食费,还供给制服和书籍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6月,老舍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毕业,从此开始了作为小学校长的职业生涯。除去1923年9月到1924年夏天,老舍在燕京大学易文斯教授的推荐下得以进入燕京大学修习英语之外,老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结构的形成,更不妨碍他成为最受西方读者青睐的少数几位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不仅如此,老舍的作品也是被译介的量最多、译介的国家最多、被研究得最多的现代作家之一。在我看来,老舍的受教育经历和其中西融合的知识结构、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之间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

      /壹/

      从受教育的经历来看,老舍既接受过传统儒家典籍的教育,也接受过辛亥革命之后的新式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尤其是在他当时就读的北京师范学校,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效仿西方和日本的师范学校的模式,引入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等新的知识门类,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学生在国学造诣上的培养。校长方还(字惟一)先生,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家,他对青年老舍非常看重,指点甚频。老舍回忆说,方先生的字和文造诣都极为深厚,他从十六七岁开始练习古文诗词,皆得益于方先生的指导。可以说,除却家境贫寒等外在因素,老舍的受教育之路走得还是颇为平顺,尤其是在北京师范学校中他就表现出突出的教书育人的才能。如果不是1924年的夏末,他由上海踏上德万哈号客轮,远赴英伦,可能他的人生轨迹就定格在了一辈子当老师、做教育的道路上了。在英国的老舍,最初读英文小说,只是为了学好英语,但读着读着,他就按捺不住笔头,开始写小说了。最早一本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直接得益于他刚刚阅读的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出身于英国的平民阶层,家境艰难,自幼为了谋生遍尝人间酸辛,这些都为他日后以英国社会底层人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创作特点积累了诸多素材。而这也恰恰是最为打动老舍的地方。除了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和书写,狄更斯还善于用一种漫画式的笔法来凸显人物的喜剧性特征,他笔下的小人物们往往都具备了画龙点睛式的特征,比如《匹克威克外传》中写匹克威克社中的几位绅士出门远行考察,一路见识了诸多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各色人等。他的笔触在这些人物身上也留下了众多神来之笔,比如写审判官史太勒先生“是一个极其出奇的矮人,却又那么胖所以仿佛他只有面孔和背心似的”,写瘦绅士“机伶的小黑眼睛不断地在好事的小鼻子两边溜着眨着,像是跟鼻子在玩着永久的‘捉迷藏’的游戏”。这种戏谑的笔法在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也是屡见不鲜,他写老张的形象,是:“两道粗眉连成一线,黑丛丛地遮着两只小猪眼睛。一只短而粗的鼻子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由下嘴唇往上翻着,以便包着许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此外,狄更斯早期流浪汉小说式的叙事结构,即由主人公游历的所见所闻作为叙事线索,也被尚处在小说创作操练期的老舍效仿,《老张的哲学》就是“人挤着人,事挨着事”,以老张的活动作为贯穿其中的情节脉络。除了狄更斯,英国作家康拉德也是老舍颇为欣赏的作家,他曾经称康拉德是“一个近代最伟大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作为现代航海小说的杰出代表,康拉德有一套非同寻常的说故事的本领。他经常采用倒叙手法,打破时间顺序或者前因后果的惯常思路,“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总会滚动”。老舍的小说《二马》正是汲取了这种技巧,在小说的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结局,马威因无法说服父亲老马导致父子关系恶化,加之和玛丽姑娘的恋爱失败最终离家出走,然后再接着写故事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样的结局。这种安排使得老舍此前信马由缰的写作思路有了更充分的规划,在故事创作之初就有了全盘的设计。这种说故事的方式使得情节发展曲折有致,小说读来也更加兴味盎然。老舍同时还涉猎了大量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西方文学作品,他读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悲剧,但更欣赏的是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他还读中世纪文学,尤其对但丁的《神曲》激赏不已,他曾经多次提到《神曲》对他以及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1945年,他在《写与读》这篇文章中说:我要写出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想信笔写来,像阿比累那样要笑就笑个痛快,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细腻是文艺者必须有的努力,而粗壮又似乎足以使人们能听见巨人的狂笑与嚎啕。我认识了细腻,而又不忍放弃粗壮。我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好。这正反映出老舍在接受但丁《神曲》过程中对自我创作思维的调试。同时,但丁用佛罗伦萨方言和俗语进行《神曲》创作的方法,用字讲究精美的态度,也深深地塑成了老舍用通俗易懂、熟白精炼的北京方言俗语进行创作的语言文字观。当然在我看来,《神曲》带给老舍更重要的是关于“灵的文学”的创作观。老舍认为《神曲》不仅有惩恶扬善的道德劝诫意味,还有更深一层是对人的灵魂世界的关切,对人性深处的审视,它也成为老舍以后创作中一直追求的重要目标。1928到1929年间,老舍开始较为集中地阅读近代的法国小说,以福楼拜、莫泊桑等为代表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和独特的心理刻画技巧,让老舍印象深刻。莫泊桑写羊脂球的外貌:她的脸蛋像一只红苹果,又像一只含苞欲放的牡丹花,脸蛋上部,两只美丽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四周围着一圈又长又浓的睫毛,而睫毛又倒映在眼波里;她的脸蛋下部则是一张媚人的小嘴,两排细牙洁白明亮,嘴唇柔软湿润,简直就是专为接吻而造设的。笔触细腻而有质感,读起来顿生对羊脂球这样一个身份低微但却天真无邪的女性的喜爱之情。老舍在小说《微神》中,对女主人公的外貌同样进行了细腻生动的刻画,她“喜欢得像清早的阳光,腮上的两片苹果比往常红着许多倍,似乎有两颗香红的心在脸上开了两个小井,溢着红润的胭脂泉”。这种青春纯美的形象和后来女主人公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她变了,“脸上的粉很厚,脑门和眼角都有些褶子”,“她点着一支香烟,烟很灵通地从鼻孔出来,她就把左膝放在右膝上,仰着头看烟的升降变化,极无聊而又显着刚强”,从女主人公面部形象和神情的前后变化,即可看出女主人公悲惨的生活境遇对其灵魂的扭曲和戕害。这种通过细节来塑造人物心理和命运的手法,在老舍的作品中有诸多体现。可以看到,老舍在英国虽然是一个中文教育者的身份,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融汇中西的知识结构形塑过程的开始。应该说,英伦五年是促成他知识结构自我更新的重要契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轮番登场,老舍各取所需,博采众长,明确了什么是好的文学的样本和标准。1929年6月,老舍结束了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五年的中文讲师生涯,从欧洲返回中国。海外游学经历颠沛流离,异常艰苦,但也让老舍身临其境地感知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优劣所在,同时也为他中西交融的知识结构,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批判性眼光,即可以抛却国别、阶级、种族的偏见,直视人性和人类社会中共通的问题和困境,这些都让他和他的作品能够在异域文化语境中拥有更多的知音和拥趸。

      /贰/

      2015年10月19日,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受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发表了主题演讲。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特别说到了中国作家老舍对他的“启迪”,他认为老舍“写的是京城里平民百姓的生活,颇有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的神韵”,并且将老舍和莎士比亚、普鲁斯特、乔伊斯这些世界级大师等量齐观。勒克莱奇奥对老舍的这种情有独钟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读到英译本和法译本的老舍作品,这也是他阅读的第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读完之后便难以忘怀。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他开始频繁地来到中国,他去了老舍故居,拜访了老舍的夫人,甚至还在老舍自沉的湖边走过,2000年他应邀为法国著名汉学家保尔•巴迪翻译的《四世同堂》作序,序言的标题就命名为《老舍,老师》,在文中他用了一种非常诚挚恳切的语气表达了对这位中国作家的深情追怀,这种追怀不仅仅源于老舍正当壮年的非正常死亡,更来自于他对这样一位世界级作家的衷心敬仰。他说:老舍是一位现代作家,是那些用最大的力量和真诚表达出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和中西方冲突——幻想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细腻之间的冲突,现实主义与欧洲19世纪小说中由狄更斯、萨克雷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明的心理描写之间的冲突——的作家之一。这句话,显然点出了老舍能够跻身于世界文坛的重要原因,即一方面有着中西方文学的双重滋养,另一方面有着立足本民族,同时跨文化、跨语际书写的批判性意识。其实说来,老舍作品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当时老舍的小说就陆续被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译者翻译为本国语言。以美国为例,1939年翻译家高克毅首次把老舍介绍到美国文学界,1944年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首次把老舍小说翻译到美国,此后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本有近 60篇之多 (包括重译),如《骆驼祥子》《离婚》等小说还有多个重译本。当然在这其中,译本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存在对老舍作品的诸多“误译”现象。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45年曾经在中国做过外交官的伊文•金(Evan King)翻译的《骆驼祥子》(Rickshaw Boy),对小说的结尾做了较大修改,将最后的悲剧结局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尾,虽然这种结局对于当时面临着二战后经济衰退和家庭破裂等问题的美国民众而言,是极为应景,颇受欢迎的,甚至让《骆驼祥子》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发行量一度达到百万册,但这种误译和篡改仍然引起了老舍的异常愤怒。这里面的原因颇值得深思。老舍在写《骆驼祥子》时,显然就是为了呈现一个善良的人如何一步步堕落进灵魂的地狱的,进而去揭示人性之所以如此的广度、纵深以及复杂性,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形而上的人性问题,而大团圆的结局将故事改编成了一个庸俗的励志小说,明显违逆了老舍的创作初衷。1946年,老舍和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在美期间在著名作家赛珍珠的协助下,老舍将《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译成了英文的缩写本,希望借此向美国民众推广宣传中国文化,他还和出生在中国的艾达•普鲁伊特(中文名浦爱德)女士合作将100万字的《四世同堂》翻译成了英文,这就是大家都较为认可的英译本《黄色风暴》。和翻译界相类似的是,美国学界对老舍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1961年,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其在书中对老舍评价颇高,不但辟单章出来以相当的篇幅来写他,在评价其艺术成就时更突出强调的是他“惊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俯视赤裸裸的人生经验的狂暴可怖”,这种评价显然看取的是老舍写作时对人性纵深和复杂处的开掘。夏氏之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可以算是美国汉学界老舍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博士论文就以老舍作为主要的研究个案,讨论现实主义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相比较乃师夏志清,王德威虽然也时常落入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主观臆断的窠臼,但他对老舍创作个性、爱国主义以及一些不被看好的作品的重读以及大胆新异的判断,让解读老舍的维度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也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老舍的复杂性。老舍的域外之旅在法国也有很多故事。1947年法国阿尔托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老舍的《骆驼祥子》,但这个译本的译者让•普马哈是根据伊文•金的美国译本翻译来的,伊文•金的译本本身就存在删改情节,篡改故事结局等问题,因此这个法译本并不是一个完全忠于老舍原著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让•普马哈在译本的引言部分,并没有围绕作品本身展开,而更多讨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它的相对陌生的风土习俗、异国情调等,类似于一个西方人的中国旅游导览的说明。作为老舍作品法文版的第一位译者,普马哈的这种“科普”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旨在打破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人的一种普遍迷思,从而为理解老舍的作品做好铺垫。相比较让•普马哈大而化之的翻译,另一位法国的老舍译者同时也是卓有成绩的研究者保尔•巴迪,则更能从细部深入到老舍作品的特质和精髓。巴迪先生是法国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还曾担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翻译过老舍的《老牛破车》《正红旗下》《四世同堂》等作品。他对老舍的激赏不仅包括其对北平口语游刃有余的运用,让作品充满了美妙的音乐性,以及对北平这座古老都城的真切描绘让这座城市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他还看重的是老舍身处时代变革期的“怀古疑今”的复杂心态,以及对于满族文化的深在眷恋。前面提到的诺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在对老舍的评价中明显接续了巴迪的这一思路,他在中国的几次访谈中都提到了老舍特有的伤怀之感,这种伤怀,与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作家以及遭遇历史的车轮碾轧已经黯然失色的满族文化密不可分,而这一点和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这些作家在写作时面对那些已不复存在的“世界”的忧愁并无二致,这也恰恰说明了老舍的忧患怀抱关切到的是人类社会在时代发展浪潮中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到,老舍作品在欧美国家的这些翻译和研究的行旅丰富而曲折,其间遭逢的误译和误读等问题,既有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缘故,也有西方世界的译者和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立场、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老舍作品中的那些恒久性的元素,比如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执着于人性纵深处的复杂性开掘和反思,对新旧时代更迭转型的矛盾和忧患等,仍旧成为吸引和打动大部分西方学者和读者的重要原因。老舍创作的一生,极大地受惠于他在西方世界的游学经历,一种中西交融的知识结构的形塑,以及文学创作的目标、方式和方法的确立。“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老舍作品恰恰实现了地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融合,我们有理由期待老舍作品热在西方世界不断延续下去。(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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