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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12月01日 星期五

    已被不少人忘却的钱南扬

    赵兴勤 《 博览群书 》( 2017年12月01日)

       钱南扬(1899.12.17—1987.4.18),乃曲学大师吴梅的嫡传弟子,与卢前、任中敏、王玉章、蔡莹雅称“吴门五学士”。他学名绍箕(肇基),字南扬,以字行。发表文章时曾署钱箕、钱九、南扬、南阳等。1925年北京大学国文学系毕业,历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助教,松江县立中学、宁波市立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武汉大学特约讲师,绍兴县立中学、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国文教员,浙江省通志馆编纂,浙江省立湖州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教授等职。钱先生在俗文学研究特别是南戏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海内外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上大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即已引起朱自清等著名学人的关注,并时而加以引用。历史学家顾颉刚称他是研究古代民众艺术的第一人,“是一个开辟这条道路的人”;戏曲评论家杜颖陶将他视作专门致力于南戏的“第一人”;民俗学家钟敬文“总是用崇敬的语气”称赞他是“大学问家”;古典文学家陈中凡再三称道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戏曲学家王季思则谓“他是以科学态度来整理”谜语“这一民间文化遗产的第一人,首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他早年在中学执教时的学生查良镛(即金庸),数十年后对其仍念念不忘。他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身后被学界尊为“曲学师范”。域外的著名学者(美)梅维恒(Victor H. Mair)、(德)布海歌(Dr.Helga Werle-Burger)、(日)波多野太郎等,或感慨其治学精神,或引用其论著观点,无不服膺先生之道德文章。

       1978年春初,我作为青年教师,被派往南京大学中文系,随钱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戏曲及古代小说,得以忝列门墙,亲承謦欬。进修期间,在先生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我阅读了四百余种古代戏曲作品,上百部研究论著及参考书,写下了70余万字的《中国戏剧史》讲稿,40余万字的小说、戏曲方面的读书札记。先生对我所写的讲稿,均一一详细审阅,并给予充分肯定,这对我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离开南大后,先生还精心指导我的论文写作,《略谈关汉卿的生卒年代》《明代歌谣散论》等,都有先生的心血深蕴其间。他的信件,我至今完好珍藏,每展读一次,都从中汲取不少力量,感受到先生的许多温暖和厚爱。白驹过隙,倏忽已近四十年,回忆往昔侍奉先生左右的日子,以及先生对我学术及生活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胜唏嘘。细细回味,在钱师身上,确实蕴藏着许多日渐稀少却颇值得传承、发扬的精神品格。

      【精实谦退的学术素养】

       王鸣盛谓:“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缀言二•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以笔者所见,凡是真正有学问、有涵养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谦退”。而“骄矜”,恰是底蕴不足、无知且不自信的表现。钱师学养深厚,雍和儒雅,仪态谦谦,风度泱泱,在当时即享有极高声誉,但为人却低调谦和。在戏曲方面,他先后与王国维、吴梅这两大曲学巨擘结缘,并得刘毓盘(字子庚,号椒禽,浙江江山人)、许之衡(字守白,号饮流、曲隐道人,广东番禺人)等词曲大家亲授,继而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学术研究之路。先生一辈子提倡“拓荒补阙”的治学精神。既称“拓荒”,就意谓着遍地荒草荆蓁。面对荒野,需要有超常的韧劲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畏繁难的人生态度,靠一镢头、一铁锨地辛苦劳作,硬是将荒地变成良田,用汗水浇灌禾苗。在前人毫无铺垫的情况下,一力奋战,开创出研究新格局。所谓“补阙”,就是补前人研究之阙失。某项研究,或有人已做了基础性工作,然思考未必成熟,问题的解决,可能存在很大的空间,这就需要继起者的补苴罅漏,同样需要学人发现疏失的敏锐学术目光,不盲从,不迷信,挑战权威、超越前人的胆识和气魄,从细微中、字缝里发现问题的感悟能力,非真积功久、功力深厚难以办此。“拓荒”与“补阙”,是问学之途的两个层面,所强调的都是知难而进、敢于碰硬的学术进取精神。而钱师的许多著述,都是对这一精神的具体实践。举凡先生的著作,无钱南扬先生授课影像。论大小,皆精审、扎实。即便薄薄的一本《元明清曲选》,亦深见功力且广受欢迎。是书自1936年4月出版以来,在大陆最少出过5个版本,在台湾最少出过11个版本,这还仅仅是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之版本则不知凡几。这本靠“单打独斗”而成的小册子,从体量上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轻量级”;从形式上来说,是目下不被重视的编著;从性质上来说,充其量不过算是学术普及读物,但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分量。那时与先生还不相识的陈中凡,曾就此书而再三称赞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 1981年,时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系主任的周策纵,在俞为民的陪同下拜访先生。周策纵问:“在历代学者中您最推崇谁?”先生答:“当然是清代乾嘉学派,他们的治学最踏实严谨,故所见往往超过前人。”钱师笃实学风的形成,恰印证了他对乾嘉学术的推重。先生最不喜欢凌空蹈虚的空谈玄论,鄙视“腾架空虚”“凿空翻案”,以“哗世取名”的浅薄行为。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谓:“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十七史商榷》卷九〇“李吉甫作元和郡国图”)诚亦钱氏之心声也。先生门下诸弟子,俱奉此为治学圭臬,如俞为民编有《历代曲话汇编》、朱恒夫编有《后六十种曲》、周维培著有《曲谱研究》等。笔者编纂的《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计划出版“诗词卷”“方志卷”“笔记卷”“小说卷”“诗话卷”“尺牍卷”“日记卷”“文告卷”“图像卷”等多种,总字数在1000万字以上。目前已出版四编十册,累计300余万字。以上皆是在践行先生所倡导的这一治学理念。

       【刚柔并济的学术风骨】

       钱师给人的印象是木讷寡言,不善酬酢。他女儿钱球,称其“一生不善于口才”,“刻板严肃”,后辈和学生也都认为他不善言辞。事实或是如此。1934年12月16日,夏承焘教授初次与钱先生见面,便于日记中写道:“早与张慕骞、剑夫过高中,遇平湖钱南扬,近治南戏,其人木讷不善应答。”二人交往的开场,似乎较冷,但后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他们竟成为推心置腹的好友。钱师连女儿借读这样的细事也会拜托承焘,而夏氏则力荐并盛邀钱先生到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授。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每每述及与先生的交往。其实,钱师的性格属于“慢热型”,学术话题是其兴趣之所在,无心思将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寒暄上。即便晚辈或门生弟子登门求教,他同样“总是有一问即一答,决无闲言”(胡忌《缅怀钱南扬先生》)。在与后辈的交往中,除了学术道路引导上的循循善诱,先生还给予弟子生活上的关心,时时表现出仁爱慈祥的仁人风范。我儿子赵韡满六月时,我专门给钱师拍了张照片寄去。先生看后,非常高兴,很快给他寄来一件外套,并在信中说:“令郎相貌端正,使人喜爱。特奉上儿童外套一件,务希哂纳为幸。”先生偌大年纪,不仅对我关怀备至,还惦记着我家襁褓小儿,这成了我们家常谈的话题,我们每追忆此事,他听后都感慨良久。钱师常常在来信中非常客气地叮嘱我:“足下倘于暑假前来宁,幸下顾焉。”其实,即使先生不说,我只要赴宁,岂有不前往问候先生之理?每次去南京,无论时间再紧,我总要抽空去拜会先生,哪怕是在先生家呆一刻钟,说三五句话。先生及家中亲人,对我家的生活都十分关心,总是问长问短,热情非常。而且每次临来时,总忘不了给小儿捎点礼品,诸如叉、匙、勺之类的儿童所用餐具,印有平湖秋月等图案的彩色手帕,浙江出产的桂圆,精美的糖果点心等。先生的著作每当出版,也总是亲笔题词后,寄赠我一部。 先生虽沉潜于书海,但也特别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其性格中,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曾参加罢课游行,声援远在北京的学生。报考北京大学,也是出于对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向往。到北京后,又曾参加过反对逮捕陈独秀的游行示威活动。钱师极重民族气节,1931年8月1日,他取资于清人江峰青《莲廊雅集》收录的相关资料,作有《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发表在《文虎》第二卷第十五期。且于谜后附言曰:甲午迄今,且四十年,然徒托空言,不求实际。事过境迁,积久淡忘,以致依然故我,受人侵略。倘人人能如中山先生之发愤图强,积四十年如一日者,则日本虽强,尚敢正觑我乎?他对日寇的入侵的憎恶之情可见一斑。

       【矢志不渝的学术恒心】

       王季思曾称,钱南扬“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先生的全部心思,只在学术。所谓毁誉荣辱、功名升沉,这些对他来讲,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越是在艰难困苦、举目凋敝的历史环境下,他愈是安谧如恒,笔耕不辍。早年为了撰著《宋元南戏百一录》,曾“车驱南北,尘沁短衣,作辍靡常,迁延八稔”,“三至苏州,一至北平,以搜求材料”。抗战期间,先生出任建在浙江丽水的浙江省立联合高级钱南扬先生手稿。中学国文教员。他老家的房屋被焚毁,文稿和书籍全部化为灰烬。女儿钱球患骨结核,长年累月卧床。而自身的工作环境亦十分恶劣,校舍是破庙、草棚,白天日军飞机经常盘旋扫射,夜里只能靠土蜡烛照明。经常食不果腹。然而,这一连串的困厄,并没有动摇钱师的为学志向。先生除了教书就是写作,不管严冬酷夏,从不迟缺,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还在《战时中学生》《戏曲》《文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不乏《曲谱考评》《戏剧概论》之类的力作。在物质极度匮乏、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的战乱频仍的动荡时代,他既忧念国是,时而发声,又不忘文化传统的接续与继承,是何等不易!十年动乱期间,钱师“和其他一些老辈学者一样,曾遭抄家关押等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均被抄没,几十年的心血积累付之东流”(吴新雷《教泽永存 学界垂名——悼念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处在如此环境之下,他依然耽念学术,“白天在‘牛棚’参加改造,晚上回到家里,捧出来未被抄走的旧稿加以斟酌修改。他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戏文概论》的修改工作就是在动乱时期完成的”(俞为民《深切悼念南扬师》)。先生一生情怀淡泊,对于自身遭际不愿多提,唯一记挂的只有学术研究。据其外孙女陈娴回忆:“文化大革命”中,我外公失落了不少财物和书籍。对财物,他是只字不提;对失去的书,他却多次地提到。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说:“‘文革’中失去的书,不知有没有办法找回来?失去这些书,真是可惜极了,多少研究戏曲的珍贵资料就这样丢了。”(陈娴《悼念我的外公——钱南扬》)那时之剧坛,“样板戏”风靡一时。南京大学让先生讲授“样板戏”,先生所采用的方法仍一如既往,考订本事、辨析唱腔、注释词语,可谓一丝不苟。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钱南扬先生手稿、手札。叶子铭曾讲:“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讲义、教材都废了,唯有钱先生编写的关于‘样板戏’的讲义还很有价值,而且他的讲稿是蝇头小楷,漂亮极了。”(张新建《南扬师治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南京大学西侧建在高坡上的南秀村20号,那幢有一些年头的狭小阁楼,便是钱师的寓所。他晚年的不少著作,都是在这里先后推出的。对于先生来说,“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敝衣疏食,青灯黄卷,乃是生活的常态。笔者受业时,从未听先生抱怨过住房、待遇之类的问题。他在南大工作几三十年,从没有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王季思赠钱南扬挽联云:“等身著作,下脚功名,公道更何人,对此能无惭怍!”目下养了一身“富贵病”的个别学人,对比先生,真是应该“惭怍”!

       【束发攻书到老翁,未曾一日辍研穷】

       清人赵翼谓:“束发攻书到老翁,未曾一日辍研穷”(《王西庄光禄挽诗》),前人的诗句,无疑也是钱师60余年学术生涯的写照。“跨入九十高龄耆老之年后,神志常失清醒,有时熟悉的亲友他都认识不清了,但是提到戏曲专业方面的事,他仍然清晰地进行答问。”(王琼娥《忆南扬》)即使在弥留之际,先生心心念念的仍是未完稿的《〈白兔记〉校注》一书。胡忌曾谓:“作为戏文研究的一代奠基人,首先应是有这种称为研究者而当之无愧的人。”(胡忌《缅怀钱南扬先生》)今年是钱师逝世30周年,年轻一辈学子连他的名字恐都已感到陌生。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深为这种现状而感到忧心。2015年春,本已文债缠身、应接不暇的我,忍不住发愿要为先生整理佚文、编订学术年谱。由于当时手上的任务过于繁重,赵韡曾建议我晚几年稍暇时再来做。但当时刚与师弟上海师范大学朱恒夫教授在徐见面,回忆往昔,热血沸腾,因此执意要把这件事当作第一要务来完成,并敦促赵韡日以继夜整理初稿,再由我细加编订、删改,所以才有了我们父子共同完成并发表于《中华艺术论丛》第15辑的“钱南扬先生逸文专辑”。是集收录了我们编撰的《钱南扬先生逸文辑录》《钱南扬学谱简编》《钱南扬著述年表》《钱南扬著作辑目》《钱南扬研究重要成果辑目》等多篇文章。2016年,以这些论文为前期成果,我们以《钱南扬学术年谱》为题,申报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得以顺利立项,五位匿名评审专家均充分肯定了该成果的学术价值,认为是书“有着很高的创新性,也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书稿在学术选题、研究方法、史实考订和文献呈现上都有很多创新之处”,“立意和格局都很高”,“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洵为有深度有厚度的著作”,且“学风严谨、考订精当、引证规范”。能为先生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心中的那份畅快真是无法言喻!(作者简介:赵兴勤,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钱南扬学术年谱》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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