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是一个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复杂过程，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建国史研究对这一重大变革，多是侧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宏观叙述，因而并不能完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复杂社会面像，忽略了中共在建国过程中的诸多事实细节。由于化民等撰著的《裂变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既有历史经纬的厚重感，又有历史纵深的穿透感，不失为近些年来新中国建国史研究中不多见的学术力作。
/壹/
该书分上下两册，约80万字。内容相当广博，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具体又分为建国蓝图的设计与实现、民众动员和新区域的占领、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社会秩序的恢复重建等四编27章。建国史不同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选题，本身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该书作者知难而进，是因为坚信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国中的领导作用，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建国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正是史学研究者常有的经世致用的使命体现。该书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多为长年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该书的书名几经变化，最终确定为“裂变与重构”，也是颇有新意和深意，作者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新中国建国经历了一个从渐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伴随新的国家政权而来的社会形态变化，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不是对旧社会制度的修修补补或局部改良，而是彻底推倒旧房子，重新打基础，从头开始建造新房子。这就是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前些时候，历史虚无主义在某些学术领域很是活跃，一些否定诋毁中共历史的说法风行一时，将一些或道听途说，或恣意虚构，缺乏史料支撑的谣言，当作所谓的正史大肆宣传，严重地扰乱大众视听，极大地损害了中共的形象。该书则是一部通过丰富史料支撑的信史，史料来源广泛，既有档案资料、报刊与文集，又有书信、回忆录、口述资料及文史资料。仅就档案资料看，该书引用了北京、江苏、山东、上海、黑龙江、无锡等地档案馆的未刊原始档案，还大量使用了各地档案馆已编辑出版的各种资料集。对国民党方面的相关史料，如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王世杰日记、李宗仁与张治中的回忆录等，也尽可能地加以鉴别、考订和利用。对于各方资料的广收并蓄、辛勤爬梳，为更加全面、客观地考察新中国建国的历史，对那些近年来人为杜撰的“珍闻秘辛”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不过，该书对于外文档案资料的使用就略显薄弱。
/贰/
在新中国建国过程中，中共诸多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在摸索中进行的，并不断根据局势的发展进行调整，这在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作者回顾和分析了中共建国方略的发展过程，指出中共在筹备新政协期间，注意听取和接受一切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不断进行政策调整，促进了各民主党派的思想统一，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为顺利实现建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中共的建国理论与实践也是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作者认为，对于作为新中国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既与资产阶级专政有着本质区别，也不完全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作为体现“人民是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种民主新形式，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农民和农村问题是中共建国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该书有多章考察此问题，分析了中共相关政策的演变及遇到的困难，并通过研究指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只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保障农民个体经济利益，才能更好地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历史启示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的农村问题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面临着恢复社会秩序，整顿金融秩序、发展经济，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机构和民主建政等新任务，该书也通过北京、贵州、黑龙江等地区的个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如，中共中央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配备了强大的领导班子，直接指导对北平的政权、司法、文化、教育等具体事务的接管，接管北平后成功开展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斗争。这些研究实事求是，评价客观，展现了中共建政初期复杂的历史情况，反映了该书作者严谨、客观的学术态度。该书研究视野宽广，研究内容丰富，站在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将革命史与社会史、乡村史相结合，深入阐述了土改、农村生产关系、军事管制、劳资关系、剿匪问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比如，在考察建国前后的华东地区剿匪时指出，华东地区海岸线长，岛屿众多，距离台湾较近，匪情尤为复杂，华东军区采取长期驻剿与分散清剿相结合的战术，历时4年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20余万人，从而使工农业发达的华东地区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为抗美援朝和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稳定的条件与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再如，书中对于解放战争中的民众支前问题进行了重新解读，指出民众并非全都像传统叙述中的那样，农民自觉与中共结合支援前方，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于支前动员存在相当的抵触情绪。中共通过利益调整、宣传鼓动、奖惩机制等尽可能克服这些困难，对民众动员做到了效益最大化，而国民党在此问题上却无所作为。土地改革向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该书对建国初期无锡农村土改进行了研究，认为一般在人均土地较多的地方，土改的经济意义和效果相对较为明显；而在接近城区、人均占有土地较为有限的地方，农民对于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往往比重新调整土地更为迫切，土改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也就相对比较有限。这一观点比较中肯，避免了既往研究中对土改进行一刀切似的泛泛而论。
/叁/
近年来，史学研究中“碎片化”现象严重，以致部分学术问题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困境，不去努力探索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对此，该书提出要恰当处理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的辩证关系，指出两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固守一端并不足取，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强调既要重视实证性研究，尽量发掘历史的细节，特别关注那些对历史转折、历史的走向起着关键作用的细节，也要防止把一般性细节夸大和拔高为关键性细节。如该书对于学界关注较少的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华润公司进行了详细的个案考察，对于该公司的由来及使命，向解放区提供急需物资，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等许多史实进行了论述。再如作者还通过《大公报》的副刊“青年群”，考察了上海青年在建国前后的思想转变，有利于读者了解该杂志在教育、改造青年思想的具体方法，如该副刊通过组织学习小组，设置《问题讨论》栏目，深入到青年日常生活工作中，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上海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对护工队的争夺，也是以小见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争取群众方面的优势。护工队本是国民党为了控制工人群众而组织的半武装组织，但他们多数是善良的工友，经中共地下党的积极争取和教育，绝大多数护工队员转变了立场，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两党对工人利益的尊重、维护与否，不仅决定着护工队内国共影响力的此消彼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上海新政权的巩固。该书在研究方法的一个鲜明特色，则是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客观、多方位地审视中共革命史，从历史的关键环节处着眼，回归到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去认识研究对象，把自己的观察分析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并尽力弥补传统革命叙事的薄弱点。比如，对于建国初期山东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书中并未片面地描述农民支持中共的各项变革，而是通过对档案史料的细致分析，指出农民的认识和行为与中国的集体话语之间存在着隔阂，大部分农民生产的目标是走旧富农的道路，习惯于在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互助合作，而此时阶级斗争等政治因素的嵌入却又牵制了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民“单干”的意图，并对农民之间传统的合作关系存在一定的冲击，这种分析符合当时农村的真实境况。中共征调南下干部，是向全国进军中的重大举措。书中通过研究山东老区干部南下情况，指出有些干部存在的思想问题，如有的顾虑过江后打游击人生地不熟困难大，有的文化程度低，担心不能适应新区工作，有的家庭负担重，担心老少无人照顾等。对于中共建国初期具体的城乡政策、外交政策、资产阶级政策等问题，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历史条件，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去客观认识和评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书在评价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认为其固然意在“联苏制美”，但并不与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相矛盾，尽管在实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和失误，但相对于它在巩固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建设上产生的积极作用，毕竟属于次要和从属方面。至于农村互助组，作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建国之初的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对有互助需求的贫雇农的作用尤其显著，但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违背自愿两利原则，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妨碍农业生产的现象，中共也曾对此进行纠正。该书的这些分析坚持论从史出，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该书特别提到如何看待开国领袖的功过是非问题，作者也是将其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中去分析，并没有一味地歌颂赞扬，而是强调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把握好主流与支流、成绩与失误的尺度，既不苛求于前人，又要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而该书对开国领袖人物的评价恰如其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如对于中共领袖有关建国问题争论的具体分析，作者客观地指出：对于历史问题的具体认知上，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那些非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强求一律统一。同一条资料，在不同的解读者眼中，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用以证明相反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立场、理论修养和眼界的差别使然，并认为开国领袖们建国路线上的分歧是因观察思考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造成，并非原则性分歧，这在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有关建国前后“农业社会主义”风波中的争论等章节中都有所体现。当然，由于中共建国史牵涉问题众多，该书对有些问题难以面面俱到。诚如作者所言，对建国前后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建国初期的经济、金融战线的斗争，建国前后立法司法体系的废立关系，建国初期社会生活的变化等，今后还需要加强研究。同时，由于全国地域广泛，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对于其他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建国实践也应有选择地进行区域史研究。但是，瑕不掩瑜，该书作为全面叙述新中国成立前后沧桑巨变的学术佳作，极大提升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也为革命史研究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范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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