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现状如何

   “军事题材永远有读者！”此语出自军旅作家张正隆，它既道出了战争实乃文学世界从不衰歇的永恒题材，也彰显了当代军旅作家在战争文学领域纵马驰骋、开疆拓土的豪迈与自信，尽管他们并不讳言这一严峻事实——军旅文学已被时下相当多的文学史家“放逐”边缘。在重写文学史和重估文学价值的学术浪潮中，某些颇为流行的当代文学史论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军旅文学的创作成绩，已然成为“战争缺席的文学史”。正是在此背景下，舒晋瑜适时推出了这部《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版），“采访33位烙有军旅印记的作家，倾听他们的猎猎不息的人生与创作”，记录了弥足珍贵的独家见闻与认识独到的采访心得。概略而言，这本书有如下四大亮点值得评说。其一，抢救性质的采访。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人就已经不在了。从这点来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这是舒晋瑜在书中记录的张正隆的话语。其实，舒晋瑜为此书而进行的好多采访，又何尝不具有抢救性质？据笔者统计，她的采访对象年龄超过80岁的共有12位，超出其采访总数的三分之一。比如，在她采访的当年，白桦是83岁，马识途是100岁，彭荆风是81岁，谢冕是84岁，徐光耀是90岁，徐怀中是84岁。峻青的采访更为特殊，是作者本人前后十年、数次赴上海采访的累积整理。当他们已然进入人生暮年的时候，是如何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的，又是如何阐述自己永不衰减的文学情以及与时俱进的文学观的？这些读者所期待的问题，都经由舒晋瑜的笔触一一给予解答。于是乎，我们经由访谈听到了这些文坛老将历经岁月磨砺之后献给世人的金玉良言，诸如：“文学创作必须有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社会、历史有深切的理解，才有可能出现大作品”（马识途），“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彭荆风），“（军旅文学）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战斗力的一部分”（魏巍），等等。如此警句，遍布书中，开卷即得，不一而足。书中最令读者感佩的内容，便是这批文坛老将饱满丰盈的生命状态。他们老当益壮，仍极具文学创造力，在人生的高龄阶段勇攀文学高峰，老树开新花，写出厚重佳作。其中最具有励志意义的是摘取文学大奖的彭荆风与徐怀中。彭荆风在80岁以《解放大西南》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徐怀中在84岁以《底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两人的作品均属非虚构文学，舒晋瑜记录了他们对读者、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写作态度。彭荆风在写作《解放大西南》时，强调书中“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都不能含糊。哪一天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查清，有时候一个番号要查一天时间”。徐怀中在《底色》中记述了当年自己对越南大将阮志清的采访。他是事后凭记忆写出阮志清言论的，后来担心有误，便“再三跟同去越南的战友核对，以求准确”。舒晋瑜记述的这些均为当代文坛新佳话，足以传诵久远。其二，“从头说起”，挖掘战争记忆。三年前，舒晋瑜将自己采访阿来、陈忠实等16位地方著名作家的文稿结集成册，题为《说吧，从头说起》。“从头说起”四字，显示了舒晋瑜非常重视挖掘采访对象的生活源泉与创作资源。在这部新著中，她延续了这种追本溯源、刨根问底的采访风格，在引导军旅作家们“从头说起”时，非常注重挖掘他们早年的战争、军旅生活，那应该是这批作家一生当中最宝贵、最难忘的岁月。白桦回忆说：“打洛阳的时候桥断掉了，后续部队没有桥，就从前边倒下的士兵身上踏过去，他们当中有的人手还在动……”谈及怎样看待战争经历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时，白桦对舒晋瑜坦承道：“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话虽如此，但读者仍能从白桦的创作，看到战争对他的“致命”冲击，那就是痛苦的反思，悲情的抒发，用他的话说就是“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早年艰苦的军旅生涯，磨砺了作家们的意志，培塑了他们的人格，以至于他们在诉说时几乎都怀着感恩部队的心情。毕淑敏说：当过边防军战士这件事，让我一辈子受益。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经历严酷的风雪和单纯紧张的生活，让我有了比较坚实的定力。遇事不大惊慌，也不刻骨铭心地惧怕死亡。何建明说：我在部队待了十五年，毫无疑问军人性格和作风在我身上足够浓烈，比如办事雷厉风行，不会拖泥带水、爱憎分明。当然还有比较讲奉献和牺牲精神。军旅生活已在作家身上烙上这些文化印记，难免会深深地规范着他们创作河流的基本走向与基本风貌。仅从何建明敢于挑战天津大爆炸这一题材，便能看出他曾为军人的坚毅与担当，看出古代兵书所颂扬的军人的大无畏气概，所谓“援枹而鼓忘其身”，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舒晋瑜采访的这批作家中，有不少如毕淑敏、何建明一样，已转业地方多年。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也早已扬鞭跃马，跳出了军旅的疆界，将笔触伸展到了更广阔的时空，非军旅题材作品往往成为彰显其文学成就的代表作。但在与舒晋瑜对话时，读者仍能感受到他们浓厚的军人情结，以及在这一情结作用下他们仍然葆有的重拾军旅题材的雄心。正如业已享有世界声誉的阎连科向舒晋瑜所表示的那样：我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尝试写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因为我当了26年兵，对军营、对战争有自己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写作，会和整个军事文学有很大的差别。在有生之年写出一部军旅题材力作，这种心愿的产生动因，来自于他们的早期从军经历，来自于部队馈赠给他们的集体无意识，来自于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只能军人才能嗅到的兵味。其三，深谙文学三昧，揭示艺术探索。读舒晋瑜的著作，难免会羡慕嫉妒，好奇于她有何等高招，居然能让中国军旅文坛的名家敞开心扉，尽情倾诉。这必定源自于她的特殊魅力，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她的深谙文学三昧。这表现于她不仅关注作家们“写什么”，还关注作家们“怎么写”，试图揭示采访对象在写作艺术方面的执着而深入的探索。她会抛出一些写作“技术”含量很高的问题，比如问马晓丽“如何看待虚构的合理性”，问都梁如何驾驭“全景式描写”，问王树增在查对史料的过程中“如何去伪存真”，问阎连科“内真实”“神实主义”的内涵，问周大新在《战争传说》中为何“采用民间化的视角”，等等。这不但说明采访前她的勤奋用功，已对访谈对象的作品作了细致深入的阅读，还说明她在采访对象面前，绝不满足于做一个仰视对方的倾听者，而是试图做一个平起平坐的对话者。某些时候，还要成为采访对象的审视者和批评者。对于那些受访者而言，面对一个文学“内行”，面对一个很懂自己作品的“知音”，他们自然愿意与舒晋瑜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愿意向她和盘托出自己的创作甘苦。柳建伟在与她的对话中，揭示了自己对于长篇小说结构的独特发现：我明白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一定时空关系系统中人物关系总和这样一个道理。用时空关系系统和人物关系图谱，判定一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高下，是很靠谱的，学会这个方法，创作长篇小说，大抵是不会跑偏的。马晓丽在她的提问激发下，揭示了这样一条“文学原理”，即优秀作家“应该能操练多种语言，应该能根据不同题材使用与之相符合的语言。”90高龄的李瑛在她的面前充满激情地发表诗论道：……我要重新出发，在艺术上进行新的尝试、新的探索，使它离人的审美要求更近，离心灵本真更近，离哲学和真理更近。上引高见，为人们把握这些作家、诗人的艺术探索与独特创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与理论线索。其四，勇于设问，不避“痛点”。所谓“痛点”，来自于军旅作家的个体与群体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属于作家个体的某些遗憾，后者指的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共同遗憾。敏锐地发现“痛点”，进而勇敢地引导受访者正视“痛点”，这种时候的舒晋瑜充分展示了她的坚守与锋芒。朱苏进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了令人惊艳的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之后决绝地放弃小说创作，投身影视领域成为金牌编剧。舒晋瑜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了？”他的回答令人感慨：“我第一次做电视剧时，有一种浅薄的愤怒，一部电视剧的稿费多过我小半辈子写的所有小说。我认为我的小说很有价值，但是毫无价格……”他向舒晋瑜坦承，因为没有坚持写小说所造成的“心中的隐痛始终是存在的，因为我知道我完全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完全可以有新的创作，而我没有去做”。如果说属于作家个体的“痛点”会随着作家的不同而不同，因而拥有多种多样表征的话，那么属于军旅作家群体的“痛点”就少得多了，但这种“痛点”之“痛”级别更高，更为刺心。比如被舒晋瑜在不同的采访中反复提及的一个——“军旅文学的现状如何”。无论是徐贵祥回答的“处于低谷”，还是阎连科直言的“落后得不可思议”，均说明人们对军旅文学的发展现状充满了忧思。这必然会激发军旅作家，尤其是70后、80后的新生代军旅作家，痛切反思，寻找对策，改变现状，重振军旅文学的辉煌。江山代有才人出。新世纪以来，李亚、卢一萍、王凯、裴指海、王甜、朱旻鸢等军旅新生代作家渐次登上文坛，创作羽翼已渐趋丰满。期盼舒晋瑜接下来能将他们纳入新的“对话”名单，梳理、描述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轨迹与文学收获。他们需要媒体人的关注、鼓励与推介，而热爱与深知军旅文学价值的舒晋瑜则可谓最佳人选。期待舒晋瑜重新出发，为军旅作家队伍续写新传奇，为军旅文学史的写作贡献新资源。（作者简介：陈曦，解放军艺术学院科研部教授，曾任文学系史论教研室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曾获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