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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12月01日 星期五

    关于《情里梦里汤显祖》我有五个为什么

    赵勇 《 博览群书 》( 2017年12月01日)

        一不留神,又读了一本关于汤显祖的书。

        去年是戏剧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这个日子里,汤显祖家乡的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抓住时机,重点推出李建军先生的一部研究著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今年,这个出版社又再接再厉,出版一套“人文江西丛书•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朱虹先生所著的《情里梦里汤显祖》便是其中之一。关于《并世双星》,我已细读过并已写过专门书评,这里单说朱虹的这本新书。实际上,这套“传记系列”的主编者也是朱虹先生,他在“总序”中说:我们试图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既反对毫无根据,过度演义,也拒绝学院式、专业考证性著作,而希望以一种文化性与可读性兼具、雅俗共赏、既为专业圈叫好且读书界叫座的大众传记读物的方式,在集群式记录江西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功、贡献等基础上,展示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风采。(P11-12)如此看来,“普及性读物”应该是这套“传记系列”的基本定位。然而,普及性的名人传记其实是很不好写的,因为它对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他得是这位名人的研究者,举凡名人的身世经历、著作文章等,均需吃透,此所谓知人论世;另一方面,他还需要用讲故事的通俗写法夹叙夹议,把名人的一切和盘托出,此所谓深入浅出。只有这两方面融为一体,传记作品才能在思想性、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等方面开花结果。很显然,《情里梦里汤显祖》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它把汤显祖从生到死的人生历程捋一遍,又在许多重要的关节点上沉潜开掘,极力释放传记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价值追求、创作动因、审美旨趣,并夹杂着许多逸闻趣事。读完此书,一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士大夫形象,一个因情生梦、为梦写情、把情把梦写到极致的剧作家形象,就活脱脱地站到了读者面前。作者告诉我们,科举制持续1300年,其间全国共产生进士11万人,仅江西就占十分之一,可谓名副其实的“进士大省”。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年少成名、乡试中举的汤显祖考取进士应该是不在话下了,但实际上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前后13年间,汤显祖曾五次进京赶考,参考四次,罢考一次,直到34岁那年才中三甲第210名,成为一名“同进士”。就像“如夫人”不是夫人而是小妾,“同进士”作为进士,其成色与含量也大打折扣。为什么汤显祖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陪衬”。(P47)张居正曾把陪衬对象物色到汤显祖、沈懋学那里,沈借坡下驴,汤婉言相拒,结果会试时沈懋学成了状元,张居正的二儿子嗣修也高中榜眼,汤显祖却名落孙山。万历年间科考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成为“同进士”的汤显祖虽然也在南京做了一名芝麻小官(太常寺博士,属正七品),却在万历十五年被朝廷考察为不合格官员,给了一个“不谨”的警告。原因是他与那些不满于朝廷的官员来往密切,引起了锦衣卫的注意。而面对科臣、辅臣们的沆瀣一气,汤显祖又义愤填膺,意绪难平,于是他终于在万历十九年写下《论辅臣科臣疏》,上书皇帝,直陈辅臣、科臣的种种不端恶行。他本想以肺腑之言,让皇上擦亮双眼,但这种想法与做法还是太书生气了,因为结果与其所愿大相径庭:万历皇帝一面下诏安抚群臣,一面把汤显祖贬黜了事。李建军在分析到这段历史时特别指出:《论辅臣科臣疏》虽然写得心诚而事信,亢直而不挠,但却不仅不为最高统治者所理解和“温纳”,还给汤显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灾难,使他一生蹭蹬偃蹇,穷困潦倒。(P114)于是我想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为文之路:作诗作文者,风调雨顺时虽也有吟花弄月之辞,但往往是官场失意,命途多舛后,其诗文才大放异彩,甚至有惊天地、泣鬼神之风姿。所谓“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汤显祖后来之所以会去写“临川四梦”,显然与他这种人生遭际关系密切。以《牡丹亭》为例,此剧固然写的是杜丽娘的“情”,是汤显祖“唯情主义”思想的一次集中爆发,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所至也”。但是,假如没有晚明官场的污浊,没有他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失亲之痛,甚至假如没有“童心说”“性灵说”的思想氛围,这部杰作能否诞生于当时,或许还要打上一个问号。而在这里,传记作者恰恰把《牡丹亭》与时代精神、作家命运往来互动的复杂关系呈现了出来。他说汤显祖写梦是“以梦讽世”(P173),而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甚至特意解释中国历史上以“晚”相称的时代为何只有三个——晚唐、晚明和晚清,称为“晚”者,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P120)。这些辨析很有意思,它让我联想到了阿多诺所谓的“晚期风格”,杰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有一些困惑:为什么恰恰是这个亦真亦幻的故事把情写到了极致,其中“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关系是否值得深究?为什么说《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其中的深层机制是否关联着我们的“抒情传统”?为什么林黛玉听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会心动神摇,眼中落泪?为什么冯小青能写出“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的名句,而潘光旦则从中发现了“影恋”?甚至为什么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能够长演不衰,它与当下的青年人如何共鸣?凡此种种,普通读者估计不会关心,但《情里梦里汤显祖》却让我这个并不怎么称职的专业读者想到了这些,或许这正是它所需要的“雅俗共赏”的效果吧。我的书架上早就有本白先勇策划的《姹紫嫣红〈牡丹亭〉:四百年青春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如今,我已把它找出来,想借此机会翻阅一番,看能否从中找到一些答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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