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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12月01日 星期五

    屯垦戍边两千年

    张安福 《 博览群书 》( 2017年12月01日)

       夏商周时期,中国所涵盖的区域虽被称为“九州”大地,但最西也只是到达雍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秦汉时期,为了应对匈奴南下,中原政权开始经营河西以及更为遥远的西域地区,以期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标。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用兵西域的活动,极大地拓展了西汉的战略空间,“戍守”西域成为第一要务。西域距离中原路途遥远,即使与中原最近的楼兰也“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战事后勤为要,军队给养常常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后勤的负担也是非常沉重的。秦朝时,仅为了从山东青州地区运粮到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应对匈奴战事,就出现了“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等于六斛四斗),沿途运输耗费惊人的现象。“屯垦戍边”策略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一策略的滥觞就是西汉名臣晁错提出的“募民徙塞屯田”的主张。他指出,令徙民常驻西域,不仅便于熟悉本地的情况及匈奴作战的特点,还能通过屯田发展边境经济,进而改善生活环境,才能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长久屯戍,才能让他们将戍边之责视为己任,在匈奴犯边时毫无畏惧地与匈奴搏斗。晁错的建议是非常中肯和有见地的,这一建议后来被汉武帝采纳,对河西、西域采取了大规模的屯垦戍边活动。《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屯垦戍边的记载,记载有大量的普通民户、商人来边疆屯田的事例,他们有的自建房屋,有的居住于田舍,如“遮虏田舍”“中部田舍”“宜谷田舍”和“当道田舍”等。汉武帝采纳晁错的“屯垦戍边”建议,主要目的是“戍边”,至于屯民的生计,日程就是维持在生存的战时状态。在西域开经略过程中,桑弘羊、赵充国、常惠、郑吉、班超等都是落实和完善“屯垦戍边”这一策略的实施者。随着与匈奴战事的推进,屯垦区建设逐步发展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并在屯垦区的后方建设军事防御工程,沿祁连山修建长城、烽燧等保障屯垦区的安全;此后,李广利伐大宛,“最近东陲”的楼兰、车师,天山南麓的渠犁、轮台也逐步实行屯田戍边。屯垦,解决了将士“不患战而患饥”的后勤补给之苦,可以尽量就地及时地解决军粮,还免除长途运输的耗费问题;戍边,解决了汉代西向战略中的军事安全问题,从河西一直到天山南麓,形成完整的战略防御线。三国时期曹操对屯垦戍边策略给予了高度评价:“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代思想家李贽也强调“屯田是千古之策”。历史一再证明屯垦西域对西北边疆安全和中原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如敦煌、玉门等地,常常中原政权弃守西域而由内地而成为边城,以至于东汉“三绝三通”西域、明朝将长城西端固定在嘉峪关,都是历史的教训。这说明,西域实行屯垦戍边的策略不可改变,从汉代至清代前期以边疆安全戍边为要的目标没有改变。清朝平定外患、内乱统一西域后,乾隆将“西域”改为“新疆”,并开始了大规模、多层次的屯垦开发,屯垦规模空前提高。由于雍正时期开始实行“地丁银”的税收政策,使得内地人口急剧增加,大量人口成为新疆民屯的重要劳动力。然而,当大量的关内移民到达新疆,大量土地被开垦、农业水平大幅度提高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剩余农产品的市场在哪里?此时,出现了“谷贱伤农”问题的“生计”问题,这一问题在乾隆、嘉庆年间表现得比较突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乌鲁木齐地区“小麦一石,减至价银五钱,尚难售卖”,同时期西安府的价格是“银一两一钱六分”,“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粮食大面积丰收与“谷贱伤农”的矛盾挫伤了移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许多屯户抛荒、撂荒现象,一些移民稍有积余就返回内地原籍,这些现象都极大影响了稳定边疆的“戍边”目标,与清朝政府屯垦移民边疆的初衷背道而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产生?首先,清朝对于新疆从生产区变为生活区的准备不足,在基础设施方面如道路交通、房屋、粮仓等建设滞后,商品市场有限,粮食商品化程度低,以交通为例,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新疆火车没有,汽车又不通,除了欧亚航空路线外,陆路由南京到迪化,需要三个月,由西安到哈密需要54天;其次,对新疆民众改变民生的诉求估计不足,统治者的思路还是停留在汉唐时期的保稳定的“戍边”方面,对促发展、促民生、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生计”目标,缺乏对策。所以,根本原因还是出现在“生计”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暂时实行了权宜的变通之计。首先是裁撤大量兵屯,发展民屯,将大量的国有土地变为私有的租佃土地;其次,不再鼓励内地民众到新疆屯垦,以免生变;其三,削减伊犁将军府的权力,改新疆为省,逐步实行与内地一致的州县制。应该说,清朝的应对之策治标不治本,由此埋下了民国时期新疆孤悬塞外、中央政府长时间无法管控、屯垦戍边策略被搁置的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1954年成立了专门进行屯垦戍边的组织——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20万军人和大量内地民众前往新疆进行屯垦开发,成为20世纪中后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旁牧牛羊”,新疆兵团成为社会稳定、边疆安全的可靠保障。进入21世纪后,“戍边”为要还是“生计”为先已不再是根本性的问题。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一环,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时,对新时期肩负屯垦戍边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给以重新定位:“要让兵团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汇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屯垦既要稳定新疆社会、发展生产,又要达到生活富裕、文化示范的目标,经济发展是提高民生的基础,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所以在“戍守”和“生计”方面,屯垦都需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疆具有相应地引领价值。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屯垦政策的千年流变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版图的历史沿革,更可以让我们领会边疆政策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作者简介:张安福,山东临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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