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四库提要》评价《资治通鉴》用了八个字：“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史书的价值有二，一是作为史料，一是作为史著。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源、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1230-1302）曾为通鉴作注，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资治通鉴”。清代史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褒扬《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曾国藩在《致罗少村书》中回答这位年轻人该读些什么书时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1954年，毛泽东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P34）两年后，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宣部部长习仲勋的亲自过问与安排下，顾颉刚、齐思和、聂崇岐、容肇祖等十二名著名学者点校的《资治通鉴》标点本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整理校点的史学名著。（《史记》点校本1960年出版）
为什么历代政要学人都异口同声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呢？这要从该书主编司马光（1019—1086）的编写宗旨讲起。司马光给宋神宗赵顼的信中说：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来，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何况人主，日理万机，何暇周览！他计划编纂的这部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显然，司马光的初衷是为日理万机的领导人量身打造一部便于阅览的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其内容关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其目的是借鉴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宋神宗慨然为该书作序，并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曰《资治通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甚至说迄今无有超越者：“司马温公（按，司马光封温国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300多万字的篇幅，大体接续了《春秋左传》（《左传》的实际记载，截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54年），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倒叙至前45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兴亡史。由于《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在中国的史学书库中，产生了一个《通鉴》学的“大家族”。包括按照事件而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接续司马光而编纂的《续资治通鉴》以及相应的“纪事本末”，以及朱熹带头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版本。这样，前后相续，就形成了一个用编年体方式记录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整系列。
《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在于“资治”二字。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兴衰的记述，总结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服务。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第二，反复强调治国之道关键在于用人的道理，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先从第一个方面说。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人君如何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呢？司马光认为关键是要“修心”。所谓“修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领导者（人君）“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
司马光的《稽古录》把人君分成五种情况：一种为创业之君，智勇冠群；第二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而能够自我修为；第三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还有一种是中兴之君，才能过人且善自强；最后一种是乱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简单地说，司马光认为历史上的君王，可以划分为创业者、守成者、乱亡者；介于守成与乱亡之间的还有两种人，中衰者（陵夷之君）和中兴者。《资治通鉴》描写了众多帝王五种不同的众生相。
那么，治国之要又是什么呢？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上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卷一百二）可见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圣贤选拔人才也很困难。比如，如果根据毁誉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考核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卷七十三）可见，司马光的人才选拔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人也是很有启发的。
例如，《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一大批人才。项羽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了失败。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资治通鉴》的记载突出了这两个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贞观政要•君道第一》）此外，他还强调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又说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就《资治通鉴》对“经”“史”关系的一段评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而且在阐明“道”（道理、原则）与“术”（操作技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资治通鉴》不仅能够“穷物之理”，而且还能“执圣之权”。这也是一种很老到的有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在史以载道的同时，不乏权变与谋略，也是《资治通鉴》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比如，刘秀之兄刘縯意欲效法高祖刘邦“豁然大度，不事家人产业”，却成为东施效颦，遭人暗算。就是因为不同权变的缘故。
总之，《资治通鉴》是国学苑里的一朵奇葩，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秦汉、隋唐这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三段分裂混乱的历史曲折，司马光悉数记述，井井有条，以致我们今天要阅读战国至五代这一段中国历史，至今找不到可以取代《资治通鉴》的书。梁启超当年的这个感慨，令人在今天依然有同感。大学者王夫之有一部《读通鉴论》，分上中下三册，该书卷末说：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因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就是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
（作者简介：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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