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叶景葵”这个名字，不少人都略有所知。上海沦为“孤岛”时期，他与张元济、陈陶遗发起的合众图书馆，为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献图籍作出了重要贡献，“合众”于1953年全部捐献给国家，彼时聚书已达25万册、金石拓片15000余片，这些后来也成为上海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事实上，叶景葵的身份远不止这一重。
/穿越多重时空的现代名人/
叶景葵（1874—1949），浙江杭州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进士，陈叔通与其是同一科进士，两人为终生至友。叶景葵起先投身于政治，入赵尔巽幕下，掌理财政、商矿、教育等。代草《条陈十策》有声于时，赵尔巽上奏朝廷时评价其为“器识深纯，规模光远，于各国正治、内地利病，向知加意讲求，论议一切均能洞中□要。且立志忠笃，制行坚洁，毫无习气，实为奴才历官数省所罕觏”。叶景葵后来还出任过天津造币厂监督、大清银行正监督，成为晚清治理财政金融的“能吏”。
宦海沉浮，他逐渐厌倦政治，“实业救国”的思想占了上风，继而转投工商业。民国初先任汉冶萍公司经理，接着出任浙江兴业银行重要职务并任董事长达30年。在其治下，浙江兴业银行一度成为私营银行中的佼佼者，1922年至1927年间浙兴的存款总额居私营银行之首。其间，叶景葵并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商务印书馆董事等职。年逾四十以后，开始着意搜罗藏书。1918年初，吴昌绶因嫁女而检出所藏明刊及旧抄善本四十种以一千元出售，叶景葵购之，是其“搜罗善本之发轫”。此后藏书日富，据顾廷龙所编的《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记载，叶景葵共计藏书2800余部，3万余册，其中有唐写本、宋元刻本、明刻本以及稿本、钞本多种，其中抄校本是叶氏藏书的主要特色。浸淫古籍之中，叶景葵版本目录学学问亦了得：“每得异本，必手为整比，详加考定，或记所闻，或述往事，或作浮骘，或抒心得，而以鉴别各家之笔迹，眼明心细，不爽毫黍，所撰跋语，精义蕴蓄，有如津逮宝筏，裨益后学者甚钜”（顾廷龙语）。1939年，叶景葵在自家藏书的基础上，发愿创办起合众图书馆，“合众”遂为其晚年安身立命之所在，经营颇见成绩，为私家图书馆之典范。是故，叶景葵既是进士，又曾入通艺学堂（张元济创办）求取新学；既曾为清朝重臣，转而又是实业干将；由政入商，晚年再转文，为保存国家民族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用熊月之的话说：“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头衔，都属于同一个叶景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正是因为叶景葵身跨多届，串联起民国的多层时空，《叶景葵年谱长编》（柳和城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也就具有多重的学术价值。
/《叶谱》发掘出丰富的“金矿”/
《叶景葵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叶谱》）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价值，首先应该肯定。正如张人凤先生在序言中所言：“过去大家了解得比较多的是他（叶景葵）在藏书和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而在银行、金融业方面的史料还没有人去发掘和整理过。和城兄此项研究成果为前人未尝涉足，是一大突破，十分有意义。”叶景葵作为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的正监督，浙江兴业银行创办者之一及执掌该行达30年的重要人物，在研究近代金融、私有银行等众多经济史问题上，无疑是不可绕开过去的人物。《叶谱》的出版，将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极大的便利。《叶谱》的相关史料是相当扎实的。为编著《叶谱》，作者不仅充分利用了存储于上海市档案馆的浙江兴业银行档案，对这一千余卷的档案一卷一卷仔细爬梳剔抉，而且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作者还延伸到上海银行公会的卷宗。后来还挖出了一批新的史料——上海图书馆藏的《汉行信稿》，这是上海档案馆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所没有的。这批信稿是叶景葵1909—1910年期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行总理期间通信的底稿，价值重大。与此同时，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刊物《兴业邮乘》等原始材料，作者也予以广泛采用。
作者对史料的发掘能力是让人赞叹的。这与其经年研究文化史、经济史有关，而且《叶谱》并非他操刀的第一本年谱书籍，在这之前作者曾参与张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与张人凤一起完成过《张元济年谱长编》，又与现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后人合作编著过《穆藕初年谱长编》，是亦难怪
博览群书 2017/11作者“在研究和著述的同时，摸索出了寻找史料的门径和方法，往往从一点由头而能追索出整条乃至多条线索，最后发掘出丰富的‘金矿’”（张人凤《叶谱》序言）。作者不但具有迅速找到史料线索的能力，而且对史料求索有着高度的热情与谨严的精神，对其编著《叶谱》工作十分了解的张人凤亦指出：“他会为了核实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下很深的功夫，这样的刻苦精神令我佩服。”确实如此，《叶谱》初稿完成后，作者了解到《申报》已开发成数据库可资利用，毅然不辞繁难，多方设法查找，进一步补充了百余条内容，此亦可知张人凤所言不虚也。
/叶景葵：“合众”的中枢与灵魂/
《叶谱》第二个特点，是对合众图书馆的研究具有推进作用。
合众图书馆的相关情况，前有顾廷龙的《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后沈津撰有《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它们对“合众”的创办、发展、历史地位、重要参与者的贡献作用等有全面的论述，“合众”的面貌因之基本清晰。然而，随着《叶谱》的出版，有关叶景葵与合众图书馆的众多史料得以汇聚起来后，使得研究者因此有机会全面考察叶景葵与合众图书馆的关联。窃以为，尽管人们对叶景葵为合众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问题有共识，但对于叶景葵对合众图书馆具体有哪些贡献，其在合众图书馆的创办、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却普遍缺乏完整认识。这主要是叶景葵无论对其自己还是对合众图书馆都抱以“黯然自章”的精神，不为宣扬，外界对其具体作为了解无多。
作为合众图书馆最重要参与者的顾廷龙，因创办“合众”而与叶景葵相依十年，不啻家人父子，叶景葵去世后，四处征集资料，为叶氏撰有《叶公揆初行状》，其中不乏关于叶景葵与合众图书馆的重要内容，但惜乎限于文题与篇幅，所述较为简略，不够完整和系统。事实上，无论是创办合众图书馆的宏愿，还是合众图书馆的人、财、物的召集，都是出自叶景葵。而且，合众图书馆的创办与办馆方针是叶景葵藏书思想的鲜明体现，合众图书馆日常事务的料理叶景葵全面参与，为之呕心沥血。1949年叶景葵突然离世，其倾力创办“合众”为国家民族保存文献的精神感召着友人们，他们出钱出力，为之继续苦心维持，直至最后捐献政府将其妥帖安顿。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叶景葵，就没有合众图书馆，叶景葵不仅是合众图书馆的创办人，更是其中枢与灵魂。然而如若没有《叶谱》之详实史料的支撑，是难以断然下此结论的。此亦可见人物年谱这种基础性研究资料嘉惠于学林之处，此为一生动案例。
/了却胡适的一件“心愿”/
事实上若仔细开掘，《叶谱》当可生发出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专题，聊举一例，如叶景葵与商务印书馆的关联。叶景葵自1913年始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一直连任董事或监察至1935年（唯1921年未担任董事，亦未任监察），计共当选22届。根据董事会记录统计，前后担任过商务印书馆董事/监察者共68人，而叶景葵当选的次数仅次于张元济、高凤池和李拔可，排名第四。作为一位馆外人士，叶景葵担任董事时间如此之久，而且频次远超过众多商务高层，个中意味就颇耐人寻味和值得研究了：叶景葵何以被商务印书馆所仰重？叶景葵及其背后的浙江兴业银行为商务印书馆作了哪些贡献？商务印书馆对叶景葵的倚重又说明了商务怎样的董事策略？同时，这份关系是双向的，商务印书馆与叶景葵及浙江兴业银行何以能精诚合作如此之久？它们之间合作方式是否可折射出民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精神？借助《叶谱》的汇聚的史料进行抽丝剥茧，是不难找到答案的。而其他的相关专题研究，有心者在《叶谱》中不难发现。
再次，有了《叶谱》的支撑，研究者可资将叶景葵作为晚清民国“士人”之重要个案展开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从国家政权形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到人们的思想、知识、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读书人心态的变化，深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但我们也发现，这一问题关注的落点多集中在文化层面的相关人物身上，这与史料的获取难易情况当不无关系。而叶景葵不完全属“文化”层面，具有政、商、文多重身份，其人生经历过几次明显的转向：从醉心科举，到一边研究新学；从踏仕途到举实业；从叱咤金融业界到晚年“书寄生”——且不说他每次的转变都获得相应突破与成功，单这些多重转变中的心路历程，以及推动叶景葵作出这些抉择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就值得深咂与细研。资料不足时，自然难观全貌，难以展开深入研究。《叶谱》的问世，用该书责编冯勤的话说，乃经“七十年的等待”而成。早在1949年3月胡适从北平南渡上海，在合众图书馆为《水经注》研究查阅资料时，就力劝和期待经历丰富的张元济与叶景葵撰写年谱。两位不重生前身后名的老人当时含糊应之，在一旁的顾廷龙深知这两部年谱若能出来，其价值之重大，因此自告奋勇对胡适说：“这两件事，我能成之。”此事顾廷龙一直放在心上，也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如为叶景葵撰写了行状，整理出版了《卷盦书跋》《叶景葵杂著》等。然而编撰年谱之事最后却“无奈因循坐误”，不得不“引为憾事”（顾廷龙语）。如今《叶谱》出来，实为快慰之事，在年谱的基础上，叶景葵传记的出版，或可指日可待也。而且对叶景葵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也将丰富晚清以还之时代社会与读书人的研究成果。
《叶谱》实乃一座富矿，诚如熊月之对该书的评价：“取材宏富，考订细密，品评得当，是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关于叶景葵传记资料的荟萃，对于展现叶氏丰富多彩的人生，对于研究近代经济史、文化史，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叶谱》的学术价值在使用的过程当有更多发现，以上不过是笔者的一鳞之见，是以分享与就教于方家。（作者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5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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