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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11月01日 星期三

    《喜福会》映红谭恩美后

    刘向辉 《 博览群书 》( 2017年11月01日)

       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一大批华裔作家以“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势步入美国文坛,而且有些华裔作家的作品相继入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等权威性美国文学史著,从而逐渐获得了美国主流话语的认可,其中谭恩美(Amy Tan,1952- )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就是此类作品中的典型代表。除了《喜福会》之外,谭恩美后来创作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通灵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沉没之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惊奇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2013)等五部长篇小说。尽管谭恩美的多部作品都以“荣登各大媒体畅销书排行榜”的惯势在美国图书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喜福会》却是其所有作品中最为轰动的——出版后连续九个月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正是依靠《喜福会》的走红和经典化,谭恩美一跃成为美国文坛的一个大家。《喜福会》不仅在美国图书市场走俏,几乎每隔几年都有不同出版社对其进行再版发行,而且在中国图书市场风生水起,堪称无可争议的美国
    博览群书 2017/11华裔文学“畅销书之王”。

       经典的生成:《喜福会》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历程

       1989年The Joy Luck Club在美国出版后的“火爆”畅销不仅是谭恩美在美国文坛发轫的标志,也是引发中国译介谭恩美作品的重要诱因。中国最早翻译谭恩美长篇小说The Joy Luck Club的是上海作家程乃珊,她于1989年在第11期的《文汇月刊》上以《好运道俱乐部》汉语译名摘译了三个故事片断《许露丝的故事》《丽娜•圣克莱的故事》和《薇弗莱•荣的故事》。1990年著名学者王立礼在《外国文学》第6期以《喜幸俱乐部》为译名摘译了吴精美的两篇故事《喜幸俱乐部》和《两张机票》,同年郭泽民在《译林》第1期以《喜乐侥幸俱乐部》为译名对The Joy Luck Club进行了简介。从整书翻译来看,至今中国已有于人瑞、程乃珊、吴汉平、田青、胡向华、张天维、李军等六个译者或译者团队对《喜福会》进行整本翻译,其中于人瑞、田青、胡向华是单独翻译,而程乃珊、吴汉平、张天维、李军都是与他人合作翻译。虽然是六个译者或译者团队对《喜福会》进行翻译,但由于程乃珊团队分别进行了两次重译,因此译本共计8个。从1990年至2016年,这八个版本分别由10个出版社或者机构发行或印刷。

       《喜福会》中译本最早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90年出版发行,译者是于人瑞,该译本采用的是繁体印刷、竖行排版的形式,并于2008年由台湾圣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再版发行。虽然程乃珊在1990年就已经译出整本The Joy Luck Club,但由于版权问题,直到1992年2月,她与严映薇合译全本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译名为《福乐会》。1992年是The Joy Luck Club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个高潮时期,除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之外,该年1月田青独译版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而该年3月吴汉平、贾遂山、郭泽民合译的版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同一本书在短短三个月之内由三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壮举,对于一本当代外国小说来说更是鲜见,这足以显现《喜福会》在中国的影响力。令人欣喜的是其中两个版本后来又经历了再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11月再版发行了田青译本,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再版发行了程乃珊与严映薇的合译本,把之前的译名“福乐会”调整为“喜福会”。进入21世纪后,翻译出版The Joy Luck Club的热潮依然在延续,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9月出版发行了胡向华翻译的版本。该译本虽然是以“精辟、亲近、省时为宗旨”的导读本,但却直接肯定了作品的经典性,称之为“名著导读”。2006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程乃珊的重译本,并于2010年12月进行再版发行。在重译过程中,程乃珊除了与严映薇合译之外,还邀请了贺培华加盟,从而使译本的质量日臻完善,这也是当前该译本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弥补了程乃珊早年“未经谭恩美许可就贸然出版”的遗憾。2015年9月,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牵头印刷了张天维、王曲菲、严哲轩、杨一佳、叶雨农等人的合译本。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个译者是来自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出于对英语的热爱选择了The Joy Luck Club进行翻译。虽然这个版本并没有得到真正出版发行,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这种印刷举动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喜福会》在中国的经典性。

       2016年4月,中国外语界著名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由李军、章力合译的《喜福会》,这是最新的版本。外研社的介入似乎有意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重塑经典。首先,该译本的封面封底设计简约素雅、含蓄隽永。封面封底统一以柔和的粉白色为背景,上面画着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羽毛,并辅以中国传统的牡丹花、喜鹊、蝴蝶等花鸟图案作为装饰,给人一种端庄素雅的温馨感觉。封底上方用文本中一段话描述羽毛:“很久以来,这个女人都想把那个天鹅羽毛交给她女儿,并告诉她:‘这根羽毛看似一文不值,却来自遥远的故土,承载着我的一片美意’。”这种描述无疑是在诠释“羽毛”意象在作品的中重要性,它不仅隐喻着与中国的渊源关系,而且象征着作品中母亲们“有根似无根”的漂泊状态,更重要的是寄托着她们的种种希望。其次,译本没有通过前言、后序等过多副文本对作品进行诠释,而是以“单刀直入”的形式直奔文本内容。尽管副文本不多,但却利用有限的空间彰显作品的经典性。封面折页在介绍谭恩美时,这样描述:“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封底除了通过“羽毛”意象阐释主题之外,分别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书评》对《喜福会》的评价,指出作品“拥有神话般的魔力”,其“美妙的描写,出类拔萃之作”。而封底折页在通过“电影〈喜福会〉原著,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43周之久”之语肯定其受欢迎程度的同时,引用了美国著名非裔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评论:“在这个坦诚的、令人感动的,并且充满鼓舞的故事里,谭恩美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华裔女性与她们的家庭,以及与她们的女儿之间谜一样的牵绊。”另外,译本采用硬皮包装的精装化装帧方式,突出了作品的经典性。一般来说,作品只有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经典性,出版社才会采用精装装帧方式。在外研社看来,历经近30年“时代检验”的《喜福会》是符合要求的。再者,该版本译文新颖,与前几个译本有很大不同。下面仅以文中人物名称翻译为例做一简要说明。作品中几个主人公名字翻译既有对前几个译本继承的,比如把“Suyuan Woo”译为“吴宿愿”就是沿用了田青译本名称。这种继承虽然谈不上创新,但却与最流行的程乃珊版本有很大不同,即用“吴宿愿”来代替“吴素云”,似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颠覆”感。当然也有完全创新的,比如把“Lindo Jong”译为“江林多”,就不同于之前的“琳豆•荣”“钟林冬”“龚琳达”“江云多”等。

       经典的魅力:《喜福会》中的“桂林故事”

       27年来,八个《喜福会》中译版本在中国由10个出版社或机构出版印刷,这对一个当代外国小说来说绝对是一个罕有的“神话”。暂且不论哪一版本孰优孰劣,能够得到中国出版界和读者的如此青睐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个“经典”生成的过程?外研社对《喜福会》的出版不仅是在回望经典,也是在深化经典。

       《喜福会》主要从母女关系的切入点讲述了四对美籍华裔家庭的生活故事。20世纪40年代末,四位性格命运迥异的中国女性移民美国后,虽然远离了战乱疾苦和家仇国难,但身为第一代移民,她们内心始终无法割舍与中国“难以言说”的族源情感。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尽管外表并无差异,但在多元化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她们不得不承受异质文化带来的冲撞和伤害。她们母女之间不仅有血浓于水的家庭亲情,也有势不两立的怨恨隔膜。作为一个经典,《喜福会》不只是母女故事,它拥有太多值得关注、回味和思考之处。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作品蕴含的“艺术化”历史文化景观就具有特别的魅力。下面仅以“桂林故事”为例,来对《喜福会》中的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简单阐释。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富有浓厚历史底蕴的民间俗语使桂林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心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记忆,但在《喜福会》中却因为战争的存在蒙上了悲情色彩。残酷的战争没有改变桂林屹立的山峰和奔流的江水,但却改变了众多中国民众的命运。主人公吴宿愿的“桂林故事”就是这样诞生的。1944年下半年,吴宿愿带着双胞胎女儿偕同丈夫来到桂林躲避战乱,不成想桂林也难逃战争厄运,最终她又被迫继续加入逃难大军。桂林逃难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悲壮的景观:逃难民众队伍在日军空袭下绵延数百里。在桂林逃难期间,吴宿愿在山洞中创办了“喜福会”,与同胞过上了一段“向死而生”的乐观时光,但令她终生难以释怀的是被迫遗弃了一双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女儿。这段“桂林故事”对吴宿愿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一段唏嘘感慨的文化记忆。移民美国后,吴宿愿经常给家人和朋友讲述“桂林故事”,特别是给女儿讲述这段故事。每当给女儿讲述“桂林故事”时,她总是会讲到桂林甲天下的山水,也总是以欢乐幽默的形式结束故事,但总是有意隐去在桂林遗弃女儿的内容。吴宿愿的故事讲述一方面是为了让女儿了解自己过去的中国背景,期冀女儿能够与自己在心理层面达成认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故事分享来排解心中忧伤,期冀实现叙述治疗。吴宿愿死后,“桂林故事”没有停止,反倒是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即“桂林故事”已由吴宿愿的个人故事上升为大家的集体故事。这一阶段,桂林故事不再是简单的讲述或重述,而是众人的集体建构。桂林逃难时,除了吴宿愿个人的悲剧外,还有无数的家庭悲剧,而且最不能遗忘的是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桂林将士们。作品中提到的遍地尸首,时时刻刻在提醒读者桂林保卫战那段惨烈悲壮的岁月。数年抗战,桂林没有一个汉奸和伪军,桂林保卫战八百将士浴血奋战,宁死不屈。这在中国抗战史上绝对是一道震天动地的景观。这类属于所有中华民族同胞的历史文化景观,特别能够触发沉淀在广大华裔移民集体无意识心灵深处的记忆。因此,吴宿愿死后,其女儿、丈夫和朋友纷纷从自己的视角来延续性构建共同的“桂林故事”,不仅打听到了双胞胎女儿活着的重要消息,而且女儿在大家支持下远赴中国与姐姐们团聚。她们共同建构“桂林故事”既是从亲情层面来帮助吴宿愿实现多年的心愿,也是来通过隐喻象征形式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和要到哪里去”问题,进而实现对集体身份的构建。作为经典:《喜福会》依然在路上虽然外研社的出版对《喜福会》经典性的建构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这绝不是终点,而只是《喜福会》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一个节点。任何经典的生成都是动态流动的,相信随着时代发展,会有更多译者与更多出版社或文化机构一道对《喜福会》进行翻译出版。至于未来《喜福会》的经典性以何种形式出现、呈现出何种特征,当下我们或许难以言说,但其一定会更丰富、更具时代性。正是未来的不可知性,使得经典生成魅力无穷,让我们共同关注和期待《喜福会》未来的经典建构!(作者系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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