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认识傅刚老师是1998年，老师任教北大中文系，承担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课程，我刚刚升入大二，就坐在第三教学楼里听讲。傅刚老师学养深厚，有扎实的文献功底， 1999年他的《〈昭明文选〉研究》获第一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000年《〈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相继出版，备受学界赞誉。然而在当时，学生们，包括我本人，只觉得这位老师讲课平实而严谨，甚至有点乏味，人看上去非常严肃，让大家有些害怕。后来我读研究生，正式成为傅老师的学生，在这之前，他还指导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老师对我一直鼓励有加，然而我还是很怕见到他，见面就紧张，实在是怕自己那点荒疏的学业随时被他看破底细。
研究生一年级，有一次我和翟景运、吴兆华两位师兄在傅老师那里，翟师兄说起《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下文或简称为《诗歌史论》）这本书外面很难找到。傅老师当即把手中仅剩的三本样书拿了出来，分给我们三个。拿到老师的赠书我非常激动，回去就把书读了一遍。《〈文选〉版本研究》太专深了，不作相关的研究读不下去。而《诗歌史论》则不同，有大学本科时的文学史课作基础就很容易通读。虽然，读通则未必，然而当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读得很是兴奋，拿着书在宿舍里兜兜转转。
这一幕已经过去了16年，我看到这本书依然会有非常亲切的感觉。联系“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版权的时候，傅老师又选定了它。我很荣幸能作为《诗歌史论》的责编，让它在我手中走过整个出版流程，成为一本新书。编辑的过程，也就是再一次阅读和学习的过程。只不过这一次还需要关注字词校改、体例安排等编辑环节，读进去，还要读出来，在这期间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点理解和思考。不揣浅陋，稍申愚见。
傅刚老师1983年从曹融南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文学，陆机研究是他学术的起点。1992年，他把自己十年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总结为《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这是一本年轻的书，如《再版后记》所说，“是年轻时才能产生的作品”。“那种艺术感觉的新鲜和敏感、思维的活跃和笔触的年轻”，不仅作者对此深有体会，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对邺下文学的肯定和欣赏。建安时期的邺下文学，以歌颂曹氏父子尤其是曹操为多，同题创作、公宴酬唱为主体，一直被认为思想平庸、讲求形式、脱离现实、价值不高。本书则指出：“除了这些表现出建功立业抱负的作品，那些所谓的‘怜风月，狎池园’作品，也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这并非是作者为翻案而刻意为之。作者的结论建立在他对这些作品情感和语言特色的敏锐而细腻的把握上。书中评价王粲的作品“选用富有动态美感的词汇”，“作家观察、描绘的事物，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评价刘桢、曹植等人的《公宴》诗：“这些描写首先表现了诗人们对美的事物的颖悟，他们为充满了生命力的大自然景象所感动，为深具美感的事物而叹息。因此，他们的审美点比较集中在视觉与听觉上，绚丽的色彩和奇妙的音声深深攫住他们那爱美的心；其次，通过这些描写，透露出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深情。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期待。”作者指出：经过汉末大乱，早期充满蓬勃朝气的曹魏政权可以让士人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满怀希望和信心。对眼前相对稳定和繁荣的环境，和这一历史环境的创造者，他们的颂扬和歌唱是由衷的，作品中的感情则是敏感而丰富的。正因如此，这些作品才能与后世歌时颂圣的台阁文学体现出迥然不同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些论断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得起推敲的，也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都来自于作者对作品艺术特点敏锐而细腻的把握。
讲到“年轻”，说一点题外话。本书第五章“陶渊明论”第一节开头，初版曾有一大段文字，作者记述自己在陶渊明家乡的一次游历和当时的激动心情，文字极富感染力。傅老师为人治学给人的印象都是严谨严肃，稳重有余，这种性情文字真是难得一见。作者《再版后记》中回忆这本书“当时的写作也是非常愉快的”，以我的理解，就这一段来说，这个概括显得太克制和矜持了，当年的写作状态大概应是痛快淋漓、一挥而就才接近现实。再版中这段文字被删去了，虽然以专著的整体性和语体风格一致考量改动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现在看到样书，难免私心深以为憾。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的青少年时期，而本书的“年轻”则与这个时代的特质深相契合。这体现在作者带有年轻学者的朝气，对研究对象的开拓和思考极富探索精神，文字也富有热情和活力。同时，《诗歌史论》也是一本有深度的书，而并非作者自谦少作的“浮浅、不成熟”（再版后记）。作者对这一时段诗歌史有整体的思考和把握，它基于这样一点认识：“全部魏晋南北朝诗歌都是一个不断流动、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我们在这一流动过程中所确定的五言诗质的规定性和发展方向，正明确显示出魏晋南北朝作家在诗歌发展史中所处的阶段、所面临的诗歌传统，我们的描述和评价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绪论》）书中这样概括五言诗的质的规定性：“第一，具有三音节节奏；第二，具有接近于黄金分割指数的快感价；第三，具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表现能力；第四，具有‘寓意深远，托词温厚，反复优游，雍容不迫’的风格。”这正是本书的立论基础所在。纵观全书，也确实贯彻了这一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古文学的评价是比较低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作出有限度的肯定，但肯定多集中在文学的形式技巧的探索，即所谓的艺术价值上。对邺下文学、玄言诗、宫体诗、骈文中的大量应用文等，其思想内容仍然是负面评价居多。而本书以诗歌的“流动”发展为理论思考的特色，决定了它将以近体诗格律最终完成定型的结果反过来递推魏晋南北朝诗歌动态发展过程的实际意义，这导致“描述和评价”必然是正面的。从这个“流动”最终导致了盛唐近体诗定型的结果来看，它所有发展变化都是正向或有意义的。因此本书在中古诗歌史的评价上采取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略显激进的肯定态度，作者努力地挖掘各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体现出来的积极方面，这也带来了这本书中特有，而同时代的研究成果中少见的细致和深入。例如，在对南朝的文学观念的评价中，很多研究者肯定变革派（如刘勰、萧纲）的主张，而对刘勰的“通变”文学观评价更高，认为其体现了更为辩证的观念，对萧纲萧绎等人代表的“新变”派则部分予以否定。这本书则认为，“通变”事实上是一种表述得比较通达的复古主义，而“新变”派在推动诗歌发展中的作用作者则予以全面肯定。循着这种思路，作者对由新变派直接倡导、以往研究普遍评价不高的宫体诗的内容也作了细致分析。尤其是其中描写女性的大量作品，即使在今天，一般研究者也只肯定其描写细腻、对偶精工、词藻富艳，对题材内容则不予正面评价。作者则认为宫体诗中的女性题材作品思想内容本身也体现出文学和审美发展的积极方面，如对女性外貌的物化描写，体现了自魏晋以来人体成为审美对象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形体之美的被发现，这代表了审美意识的进步；再如对女性的衣着、妆容、体态的细致描写，不仅仅是富艳精工的“形式主义”作品，而表现了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美由虚写到虚、实各种描写手段的成熟，关注的重点从自然美到人工美、装饰美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女性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这些文学作品在题材内容上都不是无意义的、不能说是“无聊”的。除了宫体诗，还有建安邺下诗歌、玄言诗的评价都可以见出，由“肯定”而“发现价值”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书中对中古诗歌史以往评价不高的环节的细致研究和重新评价都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完成的，其背后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而非表面的翻案文章。
《诗歌史论》可以看作是傅刚老师早年研究的总结，陈飞老师对这本书和这个研究阶段的工作有曾一个概括：
傅刚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93年是个转界。在前一阶段，他的学术起点较高，路子亦正，作风扎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过总的说来，关注比较广泛，问题比较“一般”，方法上多用论辩，旨归多在“意义”，因而可以说是以“评论”为主的阶段。……还有专著《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都写于这个时期……然则这种“评论”性的研究正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这表明傅刚此期的为学尽管个性已显，但仍未能远超“时流”，还没有形成对于自己独立风格的清晰意识和自觉追求。（《〈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序》）
的确，这本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多地体现了当时中古文学研究的时代特征，或者说“共性”。而思考角度和研究深度，则提供了超越时代的“个性”，这才是它直到今天依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根本原因。
傅老师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多年，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到自己选定的《文选》《玉台新咏》为专题的文学与文献研究，再到如今的《左传》校注工作，按照前引文的说法，即使在起步阶段研究还深受时代影响，现在则已然自觉追求且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度越时流。而对于“超越时代’这种提法，傅刚老师却有自己的见解。在傅老师看来，自觉选择研究对象并形成自身的研究风格，无疑仅是表层的“超越”。他曾多次对我们讲过：一个研究者无法脱离他自身的时代，向前看，有超汉越宋的清代考据学，有灿若群星的民国大师们，有兢兢业业、孜孜矻矻的前辈学人，即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学者，也只不过如同站在谷底的顶端，仰望的则是高峰。傅刚老师的中学教育就是在特殊年代里以特殊的形式完成，恢复高考之后带着作家梦走进了中文系。他们这一代学者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像民国学术那样得天独厚的文化碰撞的机遇，没有像前辈学者在基础阶段多多少少接受过家学滋养和系统训练。这是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现实困境。然而，无论是早期的文学研究，还是后来的《文选》《玉台新咏》《左传》研究，治学数十年，傅刚老师从来都是以一种倾尽全力的姿态投入其中，对待个人名利的问题，又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超脱和冷静。这首先根于他对学术与时代清醒而透彻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背后，当是他数十年以前辈大师为榜样并试图超越自己时代的学术理想。前行的道路无疑是艰苦而寂寞的，甚至会感到深深的无奈。面对这些，傅刚老师却选择了一种执着的态度，并时时以这个理想自省与自励。我认为，如果说学术个性，这才是老师一以贯之的“个性”所在。这种个性不仅体现在关于《文选》《玉台新咏》《左传》那些尽显个人研究风格的文章与专著中，当然也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这样“年轻”的著作中留有深深的烙印。（作者系商务印书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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