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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11月01日 星期三

    集体记忆是凝聚力的基础

    武海霞 《 博览群书 》( 2017年11月01日)

      2017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无论从其指导思想、主要内容还是总体目标来讲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最核心的词汇,以总体目标为例:

      总体目标: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其实,重视传统,从来不是真的要回到传统。从任何意义来讲,从来没有人能够回到传统。时间的长河,不舍昼夜地变化。任何一个时间的节点在发生的瞬间都只能用过去时态叙述。在近现代社会,随着各文明之间的交融与冲突,社会实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任何人或者任何民族都不能够真正地回到传统。所有关于回归传统的叙述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现实提出的一种反叙事,在这种叙事背后,都是针对现实的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回答。以欧洲的“文艺复兴”来说,复兴的真正目的,是以“复兴”为手段,反对中世纪的教会专权,“复兴”背后的社会实践是教会与俗世的权力形成一种斗争的紧张关系。同样,传统与现代也不是截然不相干的概念。

      传统与现代作为“现代”反面出现的“传统”

      关于传统的命题,是现代化的命题出现之后,被现代化的观念构造出来的命题。因为在传统文化自身有效发挥作用的晚清以前的时代,其实连“传统文化”的概念都没有(参照 “国学”观念生成的历史)。因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发展、进步及与发展进步密切相关的历史性命题。在与发展、进步相关的现代化的观念中,传统被构造为发展的一个过去了的阶段。所以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即使在为传统辩护的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中,他们辩护的并不是反对发展与变化的观念,而是把他们的讨论放置在现代化的进步、发展的背景或者话语框架中,他们辩论的是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传统自有其可以被利用的价值。

      在上个世纪初,作为现代化核心词汇的“发展”“进步”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之后,传统与现代即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在百年的追求现代化的自强之路中,传统因此在中国经历了百年的被打倒、批判、摧毁的命运,即使有小范围的重视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或者小规模的重视传统的热潮,但是主要的趋势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陈来先生对贯穿20世纪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有精彩的评价:

      20世纪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争论焦点,有不同的理论侧重,有不同的现实指向,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从来都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讨论……争论的核心,始终是要不要“传统”的问题……20世纪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始终是以两种对立的观点为主导线索,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急进观点,和主张肯定和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温和观点。

      正如德里克所批评的那样,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紧张关系中,早期的现代性话语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描述为一种零和游戏。“早期的现代性话语将全球社会排列于一条从原始到传统再到现代的时间轴上”,现代性越多,传统就越少。传统被划归为过去,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最终将被遗忘。这种带有强烈启蒙叙事的话语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传统被打上 “落后的”“停滞的”“迷信”等标签。启蒙叙事对历史发展的自信体现在历史学界普遍把历史叙述为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传统成为一种博物馆的陈列品,成为过去时态。人类历史被描述为不断线性进步的过程。

      因此,从根本上讲,传统本身是随着启蒙叙事的发展被构建为现代化反面,随着现代化的观念的全球扩张而被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

      德里克认为,“传统”其实是被“现代”所定义了的传统,是一种历史性的构造:“本土化的过程显示出,想要维持特定的、整体性的传统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已经被现代性所塑造,它最终只能成为不同社会利益与不同现代性概念之间相互冲突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讲,“回归”传统的热潮其实依然是一种现代化的叙事。在现在的主流话语中,发展与进步依然是核心话语。

      那么,在主流叙事依然强调现代化话语的情境下,传统为什么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呢?

      多元化转变中的现代化

      现代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如上个世纪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为单一的、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而是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即具有不同文明传统的社会发展出不同形态的、多元的现代化。多元化不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单一文明的后殖民的反抗,更是社会实践所证实了的多种发展形态。“中国特色”的所有相关表述正是这种多元现代化的中国自我定义。而在目前的现代化话语中,“多元化”成为现代性话语的核心词汇。从本质上讲,多元化是对进步主义与理性胜利为核心的西方单一叙事的一种反抗。因此,多元化的现代化观念与西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开始到现在总是存在。

      德里克认为,即使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出发,传统并不意味着回归,而是提供一种现代性的民族话语。但是,德里克认为,在民族主义的文化热潮中,对差异的认同一方面将人们从单极的思考模式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民族或种族界限内文化和同质化假定的进一步具体化,种族和文化的界限被加强了。所以,文化的差异不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假设,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与全球化背景下权力与霸权的斗争有现实的相关性。

      现代化作为一种单一叙事,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启蒙叙事以来的理性化思潮,而后现代主义对这一切都进行质疑:“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性的时间性;如今,保守与进步之间已经缺乏明显的界限。后现代主义还助长了相对主义,这使得人们重新重视不同思想与价值体系,并拒绝将强大社会的价值标准强加到弱小社会之上。这些思潮的引入,使得中国在确认自身差异性上重拾信心” 。正是在确定自身差异性与凸显自身价值这个背景下,现代化与传统开始交汇。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为理解多元化下的各民族国家文化冲突中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考框架。在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全球化并没有如预期那样达到儒家一直倡导的文明的祥和状态,即“天下大同”,或者如福山所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在冷战结束后将会迎来“历史的终结”,即全球的西方化的自由与民主的普及,而是引起了剧烈的文明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形成的世界多极的新格局中,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不再是阶级、经济冲突,而是文化的冲突。受欧洲一体化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联合体的影响,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主权、职能与权力,因此,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不会像冷战之前那样频繁剧烈。反之,一些国家的联合体如欧盟将会越来越多地承担民族国家的职能与权力,这种主权国家逐渐消失其边界的状态被亨廷顿称之为一种“完全的混乱”,会直接导致文明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

      尽管全球化作为一种整合的力量依然存在,从近期英国的脱欧和美国具有强烈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当选可以看出,亨廷顿对国家之间的联合体的重视过度了,民族国家作为近现代历史的产儿,不会因为国家之间的联合而淡化其权力与职能。同样,也不会因为民族国家的职能弱化而出现完全的混乱。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的立论基础至少部分地被历史事实打破。

      但是,亨廷顿关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的论述依然有力而明晰,并且具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西方的强大权力与文明在近现代以来一直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维持着世界相对的平衡,民主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作为理想依然是凝聚全世界力量的整合力量。但是在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多元格局下,西方的力量有所下降,在西方试图维持自己的不愿失去的力量的时候,剧烈的冲突在所难免。事实上,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中,西方的力量一直是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力量,无论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同样地,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中,西方力量既是一种解构的力量,同时还是一种建构的参照。无论是中国20世纪初自由主义思潮(以胡适为例),还是保守主义的思潮(新儒家),其思维模式与范式都是在西方力量的影响下形成的。在现代化之初一直受压迫的本土主义文明,反而借着现代化的力量兴起。换言之,本土主义借着现代化的力量得到强化。世界各民族对于自我表述的“现代化”试图厘清与西化的关系。一方面由于西方在其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化历史,一方面由于以西方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自身出现的“现代病”,各民族国家试图借着其民族传统与自身的实践避免“现代病”。现代化不再是西方的单一叙事,而是世界多极的、各文明自我表述的,同时与西方现代化叙事形成紧张关系的叙事。

      在这种现代化的叙事中,“传统”不约而同地成为民族国家为建构自我文化身份而汲取力量的源泉。讲清楚传统与中国现实之间关系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讲清楚中国作为受现代化影响的民族国家的一种文化身份建构的努力,本质上并不是要回归传统,其目的直指表现中国文化身份的“现代化”,即中国化的现代化。

      传统与当下作为民族国家的叙事与启蒙的反思

      虽然被现代化概念构想为现代化对立面的传统在百年革命历史中历经批判、打倒、清除的命运,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传统依然作为主要的支配人们生活行为的思想体系发挥重要作用。五四运动流行“整理国故”,但是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国故”一词虽然昭示视中国文化为“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归档存案的”(唐君毅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宣言》)而胡适在考证中所用的方法,则是清朝流行的乾嘉学派的文物文字的考证。更有研究者指出,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其思维方式依然存有无法抹去的传统性,即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气概。五四话语具有一种明显的悖论性质,他们一方面在西化的影响下高举“民主”“科学”,可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是深刻地受传统的影响。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自幼便熟研儒家经典,而且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受到多年的传统文化熏习。

      除了文化精英之外,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传统文化影响。正如《易传》所言,传统文化之于他们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特别是儒学伦理对于现今人们的生活实践依然起着指导作用。简单举例来说,孝悌仁爱作为基本的原则依然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易经》中“生生不息”的求变求通达的思想,《论语》中对“学”的推崇,道家思想中对“自然”的推崇,无论是作为一种审美原则还是一种生活哲学,至今影响巨大。传统对当下的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

      虽然传统文化在实践层面的影响一直没有消失,依然是“活”的传统,是塑造中国人身份的真实力量,但是,在国家层面,传统正在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得到重视。

      政府话语的这种对传统的重视,主要目的是要在“当下”与“传统”之间构架一种民族叙事的统一性与整体性。中国传统作为几千年中国经验的表述,其时间的跨度正足以说明其生命力。

      传统同时被视为一种修正“现代病”的良药。在中国自受到西方冲击逐渐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时代的种种病症就被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用作为传统辩护的主要论据。不仅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坚守传统的价值,西方的学术领域也广泛存在保守主义思潮,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在学术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趋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趋势。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它强调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认为这种延续是维护文明秩序所必需的。

      “民族叙事”对于建立文化身份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大意义。在全球化令世界各民族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全球“一体化”过程即意味着“民族身份”的逐渐丧失,这种丧失了文化自我的危机反而加强了世界各国民族文化身份与文化主体性的强调。“我们是谁”或者“是什么定义了我们民族”这样的问题随着全球一体化反而比以往鲜明了起来。

      民族叙事对于建立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地理疆域的实体概念,更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想象并不是与现实无涉的空想,而是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传统对于民族叙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一种民族叙事,传统提供了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民族叙事不仅仅应该有一个久远的开端,而且更重要的,应该有史诗般的人物传承价值理念。二十四史中人物故事的真实性也许是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由其久远的历史所构成的延续性正是民族叙事的最根本特征。对这种延续性的重视不仅仅直指过往的历史传统,更是指示未来的行动指南。民族叙事同时意味着集体记忆。而拥有一种集体记忆则是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必要基础。

       民族叙事作为一种历史性构建,将历史的碎片重新按照新的意识形态连缀起来,组成一种线性的、连贯的民族话语。而传统作为一座历史的宝库,正是构建民族话语所需要的各种素材。(作者简介:武海霞,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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