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生命册》中的养父

  李佩甫 ，1953年10月生，河南许昌人，曾任《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文学院院长、河南省作协主席等职，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曾获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到美、日、韩等国家。2015年8月16日，凭作品《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李佩甫潜心五年打造的长篇小说《生命册》，是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巅峰之作。这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堪称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李佩甫的作品多以乡土为题材，他擅长讲故事，更擅长剖析当代农民的精神，通过他们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生命册》最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中原地区有三千多人口的无梁村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如青年瓦匠梁五方，凭借自己的才干，盖了新房，娶了漂亮媳妇，却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沦为“专业上访户”，耗尽一生；青年大学生杜秋月，因爱的人又爱上一名军官，一个正常的恋爱事件被当作“作风问题”，他被打成了“右派”，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俊秀的编席能手春才，因青春期萌动，偷看了自己喜爱的女子洗澡，受不了舆论压力愤而自宫，他承包豆腐店成了县里第一批“万元户”，后来却被劣质豆腐挤占了市场，诚实经营的他无路可走……

  作品尤其成功地塑造了“我”的养父“老姑父”蔡国寅这一形象，这是一个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征和时代精神于一体的父亲形象。这里就着重分析一下“老姑父”这个形象。

  一个婚姻家庭的失败者

  “老姑父”是一个率性固执的人，年轻时，作为上尉军官，他在给一所中学作报告时，迷恋上了为他献花的漂亮女生吴玉花，因为强烈而真挚的爱情冲动，他执意放弃令人羡慕的干部身份，入赘到无梁村，成了一个倒插门女婿，人称“老姑父”。然而，他放弃前程追到手的女人，结婚以后，特别是连生了三个女儿后，变成了一个邋遢的农村泼妇。吴玉花当初嫁给他本来图他国家干部的身份，在他沦落为普通农民时，他的不佳的身材和长相，遭到了吴玉花及其亲戚们的嫌恶。夫妻俩一辈子都在吵架、打斗,“家里的水缸被换过无数次，那是两人打架时用头顶烂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因中风瘫痪后,吴玉花对他开始了报复，谩骂他、把唾沫吐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失明后,夫妻间的感情更糟，他和妻子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生活，实在令人悲哀。

  “老姑父”当上村支书后，他的腰带上挂着权力象征的印章，不断被村里有所求的妇女“领席”,他就像一夫多妻制的部落酋长一样。因为年轻时行为放荡，“老姑父”遭到小女儿蔡苇香的记恨，她六岁时，就把正跟母亲打架的父亲狠狠咬一口。随着年龄增长，她把对父亲的恨转化为一系列的叛逆行径，比如早恋、逃学，执意要嫁自宫的开豆腐店的春才，遭到“老姑父”反对后，蔡苇香离家出走，去省城当了“洗脚妹”，多年杳无音讯，让父亲操碎了心。当她拿着赚来的钱回家盖起村里第一幢白楼时，“老姑父”却对她持一种高傲的道德蔑视，拒绝搬进她那用所谓的不洁净的钱盖起来的新居。

  一个村民心中的“能人”

  入赘到无梁村之前，“老姑父”是部队的一名连长，他开着吉普车，去无梁村相亲，手里提着的那十匣点心以及他一口的普通话，都让无梁村的女人们兴奋不已。尽管婚后家庭生活不幸福，但作为村支书，“老姑父”仍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他当村支书颇有些小聪明，比如他当村支书后，设法保住了村民的口粮——胡萝卜。他的聪明才智，成了当时“抵御农村种种折腾人的运动和‘左’的做法对村民的伤害的刹车器”。

  对村里那些不幸的小人物，“老姑父”表现出一种宽厚和仁慈。比如他在公社开会时碰上邻村一个告状的寡妇 ，模样还周正，看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挺可怜，就把她带回村里，介绍给“右派”杜秋月，让两个可怜人成个家。村里有个侏儒身材、嫁给拐子的女人“虫嫂”，家徒四壁，举炊无隔夜之粮，为拉扯大三个孩子，“虫嫂”沦为人人唾弃的集体庄稼地里的“惯偷”，孩子们嫌她，不让她在同学前露面。她靠在县城拾破烂供孩子读大学，成了国家的人。但子女不孝，她一个人落寞孤寂地回到村里死去。村人发现她绑在破扇子柄上的存折，“老姑父”做主，带领村里人，给她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这个命如草芥的女人，“老姑父”也曾为她写过五张“白条”：“一张是二国考大学的时候写的，另一张是为三花找工作时写的……还有三张是虫嫂收破烂时，她的三轮车数次被工商局没收的事……”老姑父的“白条”，首句都是：见字如面。

  “老姑父”的妻子去世后，村里人为他们夫妻俩举行盛大的合葬仪式。停在村街里的棺木上，又蒙上了一块红布，红布上别着“老姑父”十几枚军功章！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军功章，还有“特等功臣”奖状……人人看了，都说：“这老姑父穷了一辈子，原来还是个大功臣呢！”那些被遗忘了的军功章，彰显出“老姑父”一生的低调无争和善良安分，让人由衷地敬重！

  一个孤儿心中“温暖的港湾”

  《生命册》中的“我”（吴志鹏），是一个父母早亡、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作为村支书的“老姑父”是“我”的养父。小时候，他带着“我”去找村里的妇女们“寻口奶吃”，后来让全村人兑粮食供“我”上学，并通过老战友的关系，为“我”争取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他的小女儿蔡苇香曾抱怨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老姑父”苦心孤诣栽培“我”，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一棵大树，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植下一片荫凉”。背负着“老姑父”沉重的希望，“我”研究生毕业后成为省城一所大学的教师。英俊而才华横溢的“我”爱上了漂亮的学生梅村，梅村也爱“我”，但“我”却发现自己与梅村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我”曾想通过潜心做学问，一步步成为学识渊博的教授，成为一个完整的“城里人”。

  但无梁村的父老，却成了“我”沉重的“包袱”。在“我”最初进入城市的头一个十年里，隔三岔五有电话打过来。孩子考大学、农用车撞了人被扣、民办教师被裁、生孩子难产找医生等诸事都要找“我”，他们把“我”看成省城大干部，无所不能。“我”接的第227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要“我”拿800元钱把“老姑父”的小女儿蔡苇香赎出来。而“我”一个月工资不足百元，不得不到处找人托关系，借钱，债台高筑。

  “老姑父”写的一张张托“我”给村里人办事的“白条”，让“我”无法逃避，又无能为力。为了自己的心上人，也为了满足“老姑父”的期望，“我”在同学“骆驼”的鼓动下，辞去公职，去北京打拼。在北京，我和骆驼几个人，住在臭烘烘的地下室里，靠吃方便面，当“枪手”写书，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赴上海、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在“骆驼”的指引下，“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炒股赚到了数百万元。又是在“骆驼”的鼓动下，“我”加盟了“骆驼”的企业，但“我”越来越发现，为了打入官场和名利场，“骆驼”竟不择手段，“我”对“骆驼”不断膨胀的欲望有一种隐忧，主动要求退了出来。

  当“我”终于可以有能力回报“老姑父”时，他已去世多年。他曾有个小心事，曾希望“我”工作后，给他买个收音机，为他打开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但他没明说，他的心事曾遭到小女儿挖苦。而“我”由于种种原因，与家乡父老失去联系多年，这个简单愿望在他临终前竟没能实现，这是“我”心中的一个隐痛。

  “老姑父”虽是养父，但“我”和他情同亲生父子。他是“我”在无梁村温暖的港湾。

  一个成功人士的“精神教父”

  “老姑父”本是个强人、能人，他曾有过辉煌经历，年轻时已是驻扎在颖平炮兵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官。当年他的爱情故事曾轰动整个颖平城。然而，不幸的家庭生活和叛逆的小女儿，让他十分无奈。他从“我”这个孤儿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一手栽培了“我”，他的性格和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巧的是，“我”的人生也经历了跟“老姑父”类似的爱情悲剧。“我”多年来一直心心念念的姑娘梅村，当“我”终于成为身家数百万元的富人，带着99朵阿比西尼亚玫瑰找到她时，她已是离过两次婚、正打第三次离婚官司的、憔悴的中年妇女，与她擦肩而过，“我”甚至有了陌生感。

  “老姑父”的好强和不屈也影响着“我”，“我”常说：“我身后有人。”后来，不断有人问“我”身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当“骆驼”的女人卫丽丽也这样问“我”时，“我”迟疑了一下，说：“有人。不过，不是啥子高人。”可以想象，“我”背后的人正是“老姑父”。“我”后来的一系列奋斗，潜意识中也是为了实现“老姑父”让“我”为无梁村乡亲“植下一片荫凉”的梦想。可以说，“老姑父”就是“我”的“精神教父”。　

  “老姑父”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是李佩甫长时期生活积累的升华，融入了中原硬汉能人的一些性格特征。李佩甫在《羊的门》中塑造的“呼伯”，以及《李氏家族》中塑造的一些李姓先祖，他们身上都体现了那种炎黄子孙能在绝处逢生、百折不挠的精神。“老姑父”这一形象，也融入了李佩甫父亲的一些元素。李佩甫出生于河南许昌一个工人家庭。他戏称,父子两代都“zuoxie”,父亲是做鞋的,自己是作协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父亲为他做的一双皮鞋，他穿了很多年，可见做工之精。他反问自己，写出的作品许多年后，还能不能受到读者的喜爱？

  从小靠柳青、浩然的文学乳汁哺育的李佩甫，“新时期”登上文坛后，以西欧与俄国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为文学和青春的启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不管文坛的风向哪个方向吹，都坚守自己脚下的土地，以朴实的乡土人文情怀，表达对这个时代最沉郁的忧思。评论家李敬泽说：“对于李佩甫，我始终抱有很高的期待，他总是能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灵魂状况，进行非常有洞察力的追问。 ” （作者系宁波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