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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 志
    博览群书 2017年06月01日 星期四

    通俗与经典是“三言二拍”的天然两面

    ——北大四博士论经典之四

    林莹 《 博览群书 》( 2017年06月01日)

      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神偷“我来也”“一枝梅”的快意恩仇,伴随着《新白娘子传奇》《白蛇传》《怪侠神偷我来也》《一枝梅》等影视作品的上映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然而鲜有观众知晓,这些故事都与“三言二拍”有关,前者见于“三言”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后者源自“二拍”的《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三言二拍”是明代末年五个话本小说集的统称。其中,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每部40篇,共计120篇,称为“三言”;凌濛初所编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部,每部40篇,除却重复出现的一篇,共计79篇,合称“二拍”。每当我们提及古代文学优秀作品,特别是梳理中国小说史的时候,“三言二拍”几乎是无以绕开的话题。这在研究领域不必多言,在文学普及的层面亦是如此。中华书局不同时期推出的面向大众读者的古代小说丛书,如“中华经典小说注释系列”(共七种作品)、“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共十一种作品)、“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共五十种作品)等,无论收录范围大小如何,“三言二拍”均稳居五席之多,可见其毋庸辩驳的经典地位。

      或许对于部分读者来说,“经典”的名义意味着某种“拒斥”之力,令他们天然视为畏途,不由自主地怀有由“不可不读”的压迫感与“不易读懂”的焦虑感交织而成的潜意识。实际上,面对“三言二拍”,这样的顾虑大可摒弃。归根结底,“三言二拍”是经典与通俗的统一体,“经典”标签的另一面即为“通俗”。首先,它们从成书到发行,本身就是一个编撰者自觉以通俗为理念、以大众为定位,实现广泛快速流通的历程;与此同时,经典化的过程也贯穿始终,不分彼此。

      通俗作为编撰理念,反映于小说内容

      冯梦龙在“三言”首部《喻世明言》的序言里,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唐、宋两朝文学风气的不同:“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俚耳。”他敏锐捕捉到唐宋转型之中的雅俗之别,主动顺应宋代以降的近世风潮,在时代的浪潮中为自己的小说理念与实践张帆护航。冯梦龙自云《喻世明言》选录小说的标准是“嘉惠里耳”,他把读者群定为村夫稚子、里妇估儿,期盼小说能够迅速而深刻地影响市井细民,因为根据平素的观察,他深信小说别具教育和感化黎民的“特效”,“虽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深且捷也”(《喻世明言•叙》)。进一步说,在这背后支撑的是更深一层的“情教”思想,冯梦龙试图通过小说以“情”施“教”,引导读者做到“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叙》),“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叙》)。凌濛初编撰“二拍”的侧重点稍有不同,他受到“三言”“行世颇捷”(《拍案惊奇•叙》)的启发和鼓舞,在效法“三言”的编刊思路的基础上,虽然同样着重关注细民的生存百态、起居日常,但没有继续仿照冯梦龙的“情教”观,而是致力于发挥小说不离日常却又出乎意料的“新奇”,有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艺观念:“无奇之奇”(刘勇强:《无奇之奇:凌濛初的艺术追求》,《话本小说叙论》)。

      “三言二拍”的内容也以时人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这点可在基本同出一时的章回小说《金瓶梅词话》上得到证明。《金瓶梅词话》与“三言”共享了数量可观的素材,后者当中有六篇小说的素材和表述与散落在《金瓶梅词话》近十个章回中的片段相似度极高(李桂奎,《〈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及相关悬疑破解》,《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1期)。由于它们问世时间接近,大致可以推断是从同一批作品中汲取了材料,这也就侧面印证了“三言”对于当时流行要素的留心抓取。从写作对象来看,“三言二拍”对世俗人情有着体贴入微的记录,将笔触投向杜十娘、杨思温、灌园叟、卖油郎等与史无征的平凡百姓,他们鲜活的个体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致刻画及深切尊重。此外,即便是李白、柳永、苏轼、王安石等赫赫有名的才子士人,抑或是鼓盆而歌、高山流水、二桃杀三士、千里送京娘等经久不衰的旧事传闻,小说家也轻轻拂去时间落于其上的尘埃,使过往的人与事重新血肉丰满、生机盎然。正是被这类饱含同情与理解的观照所折服,夏志清盛赞“三言”的首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明代最伟大的作品”,具备“豁达的理解力”,“实是一出在道德上与心理上几乎完全协调的人间戏剧”(夏志清,《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社会和个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大众市场导向与流播

      “三言二拍”的编者冯梦龙和凌濛初二位都身兼文人、出版商人双重身份。冯梦龙是苏州人,凌濛初为湖州人,他们所在的江南,堪称晚明商业最为繁荣、通俗出版极为兴盛的地区。前文已提到“三言”的出版大获成功,“二拍”也不逊色,方才写成,即“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甫一付梓,“肆中急欲行世”(《二刻拍案惊奇•叙》),市场需求之广大,刻印和发行之迅捷不难想见。

      小说发行成功的效应很快扩散开来。就近来看,“三言”的标杆性质直接催化了“二拍”的诞生,凌濛初曾经难免无奈地坦言,冯梦龙“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拍案惊奇•叙》),“三言”树立榜样的同时也抢占了先机,仅为后来者留下并不充分的施展空间。有趣的是,看似夹缝生存的“二拍”在刊行后不久就赢得了与“三言”等量齐观的地位,共同构成其后明清之际话本小说集的影响来源——我们单从命名方式的沿袭便可窥见一斑。譬如,李渔创作的《十二楼》另名《觉世明言》;陆人龙、陆云龙兄弟一编一评的《型世言》,又称《三刻拍案惊奇》。

      “三言二拍”的流行还体现在选本迭出和域外远播两个方面。从明末至有清一代,“三言二拍”共出现十四个选本(程国赋、周彩虹:《三言二拍选本研究》,《暨南学报》,2005年第2期),其中以抱瓮老人编选的《今古奇观》声名最显、影响最大,此书择取“三言二拍”近两百篇中的四十篇自成一集。朝鲜李朝时期的文人正是在这个选本的基础上,删录、编辑出一个共有二十九篇小说的新版本,名曰《啖蔗》。西方世界最早接触中国小说的媒介也是这本《今古奇观》。1735年,选自此书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小说被翻译成法语,收入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翌年又被从法语转译为英文。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范鳅儿双镜团圆》《宋金郎团圆破毡笠》《羊角哀舍命全交》等篇目也陆续被介绍到英语世界。

       经典化的进程及其在新时代的延续

      “三言二拍”在流行的过程中逐渐奠定了自己的经典地位。这一经典化的实现既是发行后水到渠成的结果,逆流而上也可溯源至小说家编撰之初的主观意识。冯梦龙、凌濛初在本事选取和二度改编上都颇为用心,尤其是冯梦龙的改编工作又包括了两个方面:雅化“齿牙弗馨”的遣词造句,改造不合心意的情节和主旨。《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本事《柳耆卿诗酒玩江楼》的改写是最为典型的。冯梦龙增设刘二员外这一人物取代柳永奸污周月仙,将柳永从施暴者转变为提供帮助的人,从而对小说主题和主人物重新定位,关于此例前论颇多,此处不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文与其本事《情史•杜十娘》相比,增设了李甲的友人柳遇春。得知杜十娘拿出辛苦攒下的财富给了李甲,柳遇春即刻意识到自己原先对她的误解,于是慨然筹得杜十娘赎身所需的余下银两,为其脱籍从良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经济支持。在本事中,杜十娘积蓄以外的部分是由李甲的亲知和杜十娘的姐妹凑齐的,换句话说,从本事到“三言”,存在一个从多方集资相助到柳遇春一人力挽狂澜的转变,写作技巧上也经历了一个叙事焦点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在“三言”这一故事的结尾,逝去的杜十娘精魂未泯,为报先时解囊之恩,拜托渔人将一匣珠宝奉致柳遇春。此处特意突出柳遇春这一人物,与薄幸软弱的李甲形成对比,可谓是冯梦龙彰显情义的一种表现,也是他“情教”思想的具体呈现。

      正因为编撰者的用心筛选和改造,“三言二拍”的不少篇目从本事而来,脱胎换骨,最终成为新的经典,引发了后世新媒介的借用和改变,构成同主题作品链上的重要环节。《玉堂春落难逢夫》一篇,先是酿造了京剧的经典剧目《玉堂春》,继而在20世纪60年代被香港导演改编为黄梅调电影(胡金铨,1964),于本世纪初被再度搬上大荧幕(滕华涛,2005)。《灌园叟晚逢仙女》曾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为《秋翁遇仙记》(吴永刚,1956),虽然影片突出的阶级斗争思想迎合了特定的时代风气,但也反映了小说丰富的阐释空间和内在意涵。《苏小妹三难新郎》有同名电影(谢虹,1955)和名为《苏小妹》的电影(王天林,1967)等多版影视作品。而年轻人更为熟悉的唐伯虎与秋香故事,除了明清两代民间传说的贡献,从《三笑姻缘》(邵醉翁,1926)到《唐伯虎点秋香》(周星驰、李力持,1993),都不难看出《唐解元一笑姻缘》的影子。就在半年前,由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新编的梨园戏《御碑亭》在北京上演,此剧改编自《王有道疑心弃妻子》,在剧本上做出了大胆创新,以女性视角为基石,把大团圆结局改成引人思考的开放式结局,完美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更让人欣喜的是,这部既叫好又叫座的新编戏剧是由尚未而立的年轻人张婧婧执笔的,这种新时代的改编充满了青春活力,与当代人的文化需求与心理紧密贴合,可以说很好地回应了“不把明清小说仅仅看成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同时也关注其在当代文化建构中的意义”(刘勇强:《明清小说与当代文化》,漆永祥主编:《北大中文系第一课》)的期待与号召。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叙》总括“三言”的命名缘由,透露了他一以贯之的宗旨:“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时间最终证明,他“导愚”“适俗”的不懈追求,引向了“习之不严”“传之可久”目标的达成。“三言二拍”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不但被后人视为经典,而且还继续滋养着新时代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塑造出更多的为人民群众所欣赏和喜爱的新经典。通俗与经典是“三言二拍”的一体两面,正因如此,当代读者应以更大的热情和自信投入它的怀抱,去探索这个取之不尽、历久弥新、可亲可感的文化宝藏。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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