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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06月01日 星期四

    萧红,夏季的流浪者

    李亚祺 《 博览群书 》( 2017年06月01日)

      萧红说:“七月十五呼兰河上的放河灯这件事情是件善举。”——白菜灯,西瓜灯,莲花灯,和尚道士吹着笙管笛箫——那乐器的声音离开河源二里路就听到。“七月十五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脱身,缠绵在地狱里边是非常苦的,想脱身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每个鬼拖着一个河灯,就可得以脱身。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是黑,若没有灯是看不见路的,所以放河灯这件事情是件善举,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已死的冤魂怨鬼还没有忘记。”

      萧红笔下,一年四季的故事皆是有的,然而我们似乎看到有格外多的记忆和情绪在她的夏季。夏季是祖父后花园,是呼兰河有火烧云的天空,是七月十五受了苦的鬼托生的灯,是前往东京的逃生……夏季的萧红看似诉说故事,却仿佛是边缘的,包含着现实中自身与世界的格格不入,仿佛只有记忆里的家不是寒冷的,后花园不是寒冷的,呼兰河不是寒冷的,甚至生死场也不完全是寒冷的。

      《呼兰河传》中有整整一章是用来描述自家的后花园的,而这描述的时空又有极大的篇幅描述夏天。呼兰河六月里的后花园多么热闹,蝴蝶飞蜻蜓飞螳螂跳,一棵玫瑰,“五月就开花开到六月,花朵有和酱油底儿那么大,开的茂盛,满树都是”。因此,即便是在最寒冷的冬日,因为有着夏日的记忆,也便超越了一切花落和死亡的象征,也便有了热闹和奔放的可能,有了活的契机和从麻木中醒过来的感动和心潮澎湃。一切都代表着自由和快乐,温暖和爱。以致所有的荒凉似乎确实也存在这夏日中。这也似乎因为有了这时空的机缘巧合,恰巧有了欣欣向荣的样子。

      当然,呼兰河的夏夜也是丰富而精彩的,卖麻花的、卖凉粉的,虽然打着拨浪鼓的货郎在太阳偏西时候不会再到小巷子了,但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开个豆腐房是那是孩子们最大的志向。夏日里晚饭后的火烧云,时而变成红公鸡,时而变成黑母鸡,时而变成小白猪,然后又变成了小金猪。直到漫天地飞过一群黑乌鸦,这一天便也就过去了,天河和月亮也都上来了,一切都睡了,“就连房根底下的牵牛花,也一朵没有开的,含苞的含苞,蜷缩的蜷缩,含苞的准备着迎接欢迎那早晨又要来的太阳,那蜷缩的,因为它已经在昨天欢迎过了,它要落去了”。

      很多年后,她笔下是异国他乡的夏天——这一年的八月,萧红来到东京,因为与萧军最炽热的爱情或成为昨夜之梦,她必须逃离。而在东京,她觉得窗外的树声,青蓝的天空,和家乡很相像,“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所有的山河皆为我着色,异乡也正如此。1940年春夏之交萧红给白朗的信中说:“这一切都是多么的恬静和优美,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家境吗?然而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所以,第一次的放逐是一生相伴的,是因为祖父的离去。而第二次的放逐是因为自己最亲爱的人,自己的救赎者的背离。而这两次放逐皆与夏日有关,祖父的去世,爱人的背叛,面对寒冷,只能心念温暖而逃离。日本的夏季没有繁花似锦,只有内心的焦渴,而这焦渴一边因为异国他乡的孤冷,另一边却是对那片故土无法言说的失望却眷恋。

      也许,这也因为萧红生命的底色是后花园的夏天,对某种脆弱而灿烂之存在的依赖,让她变成一个心软而与文字相依为命的人,这在这一程度上,加剧了她与萧军在创作观念和文学观念上的分化。也许爱情在某一程度上因为曾经志同道合的相遇,却终于走向了无法相互理解、相互说服的分崩离析。关于创作,萧红有她极为坚韧的对文学本身的固守,即使不断被当时的文学圈怀疑,她保持着自己的事业观和世界观。她认为抗战也是一个全民性的活动,是需要分工的,不是盲目的投入,而是一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人的命运不会是无根的,革命也不会是无根的,革命是建立在命运共同体之上,而萧红的《生死场》能将命运与国家的盛衰和存亡相联系,能从最底层的苦楚中寻求这个国家必须革命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这其实是源于在萧红心中有某种切实的命运之根。也许她无法把控自己的流离失所,以至于31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但关于人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生活,人应该有怎样的情感,人的情感应该被得到怎样的尊重,萧红却在文字中无比笃定。她无须用革命的口号去对革命进行宣传,而只要将那方土地中最普通的人,最普通的生活展现开来,如斯质朴,则令人感喟至深。

      因此,一种狂热之外,萧红保持了某种冷静,而这种冷静似乎倒有了某种夏日特有的的冷清,毕竟那夏日是安静的,只有植物和动物的声音。而正因为孤独和敏感,萧红对看似生命力不强却有自己命数的一切存在有着天然的亲和感,她也更愿意将笔触投入到这样的存在,令它们具有独一无二的生命。于是我们看到,初夏是初夏的温柔,盛夏是盛夏的残酷,在这残酷与温柔间却构成了萧红自身的宿命和她文字的张力。萧红用一次次的逃离,完成对生命新的追求和对过往矛盾的逃避,然而她却未曾真的逃离过自己内心中最依赖的后花园,而那片花园的欣欣向荣,却总与夏天终于旺盛的季节,充满生命力的生物,植物互相关联着,与祖父温暖的手掌,鲁迅先生充满善意的眼睛和他的认同相关联着。

      夏季只是一个庇护的场所,离开家的那一刻,寻求庇护的可能便从此时断时续,所以萧红才会一直一直地流浪。然而,夏季却是萧红生命力的所在。也许正因为曾有那样的时空和世界,萧红的文章才有这深入了中国乡土骨髓中间的沉痛和哀婉,在这里,她的情感可以得到最自由最浓墨重彩的释放。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寻求,却因为她内心不变的某种对温情的依赖,关于乡土最深沉的依恋和乡土自身最温柔的善意和隐秘的残酷,都被鲜明地描绘出来——夏日的后花园中所有的生物和植物都是羸弱的,就像一个小小的“结不出果实的谎花”或“一个嗡嗡叫的蜂子”,它们是这个时代中人们所无法自控的命运,即使逃得了眼下的雷雨风暴,也逃不过冬日的刀剑严寒,就像《生死场》里的金枝,她逃脱了日本人的凌辱,却躲不过自身同胞的蹂躏;也像《小城三月》里的翠姨,她是那么地美那么地优雅和漂亮,像是新开的腊梅,然而因为人心的偏狭,因这爱是如此稀薄和飘渺,最终病死在北方的小城,窒息在冰天雪地。然而她们毕竟是绽放过的,就像那个夏天,崔姨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她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爱怜的样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地捏着”,萧红的下笔是如此地轻,以至于这种清新让人觉得万事万物都沾染上了可爱与可亲的一面。然而她所触及的情感却有那么重,关于那个时代的冷漠,关于人心的残酷。而这种残酷似乎早已跨越了时代,它不只属于过往,不只属于革命和战争,也许也属于今日。

      在《生死场》,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能以最细腻的笔触描述曾经的风土人情,也因为一次次的逃离给她带来的伤痛和关于生活残酷的记忆,她的下笔并没有手软。她所描述的乡土的贫苦,战争年代人们的命运的不可定和渺小,这种种事关生死的大悲剧,却在她的“轻描淡写”中,如后花园“一朵花昨天开过了,于是今天便不愿再开了”一样简单。呼兰河里的人有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矛盾,他们麻木,又仿佛敏感,他们固执并走向悲剧,也如“被冬天冻裂了手指的,到了夏天也自然就好了”。因此,夏天是喧闹的,也是空虚、寂寞的。但夏天还是一次一次地来了,他们也一代一代地活下去了。生命也不过如此,再多的流离失所,最终所带来的也许只是宿命论的喟叹,然而却在文字中间带有了某种超脱于世间烦琐和世间疼痛的空灵。

      于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从萧红创作中能够切身为读者体会,然而这并不那么令人惊奇,惊奇的是她在体会之余能引如水的笔触徐徐展开,看似是一个悲苦而挣扎的故事,经过她的叙述,却仿佛字里行间本身就包含了安葬这命运的仪式,令故事里故事外的人们获得了某种安慰。因此萧红是一个更纯粹的文学家,她不完全是被时代裹挟着随波逐流,并最终在流亡中走向死亡的脆弱女子,她因为其内心某种极为坚韧的固执,在文字名留青史的同时完成了自己关于“流浪”本身的坚守。萧红未曾委曲求全,未曾适应过当下,然而她的逃离岂非也正是因为追寻,因为理想而追寻,因为反抗而追寻,因为对人的处境的思考而追寻?因此,也许我们在喟叹萧红本身的流离失所时,未曾真正理解过这种流浪岂非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她自身的选择?

      这种流浪的情境有时和现代人的生存也有相同之处,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现代主义的痛苦当中,一种面向现实生活的痛苦,而我们依然能在艺术或文字中能找到神圣的、神秘的感动。时代的困境会令一个人被动,然而被动的人又怎能真正以文字进行抗争?艺术能给予人们在困境中提供宗教式的庇护,提供自我成长的逻辑,现代人进行文字创作,大概也能从这个角度找到某种力量。我们无法自己将自己从地球上连根拔起,但我们能寻找到我们自身位置的某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仅在逃离中确定,更可以在抗争中确定。而此时内心不变的真诚和柔软,大概会在那一刻令自己觉得自己把生命出让给了艺术。萧红说:“爱很不容易,那么就不如爱艺术,比较不空虚。”她说这话时内心是矛盾的,而当这种隐含着的焦虑在每一个现代人身上若隐若现,也许我们能顺着萧红的眼眸,去寻找一片夏日的后花园,人们的精神深处总还是会有一片后花园吧,希望它依然给予你慰藉。

      明明暗暗的灯逐渐散,孤独,逃离,寻找一盏脱生的灯,似乎伴随了萧红很久,七月十五的月亮也仿佛是落进了河里的,正如萧红的文字一样。

      但她在夏日的流浪永远不会结束,愿我们看到她也曾在其中怡然自得。(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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