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能否“解决”中国问题

  顾名思义，社会心理学的重点在于“社会”两字，无法想象一个完整的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仅由个体心理的知识所建构。因此，研究群体心理自然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究竟什么是群体心理？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自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其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从历史到现状。以奥尔波特为代表的北美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心理实体，群体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已经在个体成员身上存在的，群体心理现象完全可以通过个体心理来解释。因此，个体如何受到现实的、想象的和隐含的他人的影响（社会影响），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事物的看法、观点和信念（社会态度），个体对他人和自我的知觉和认知（社会知觉与自我知觉），构成了北美社会心理学持续关注的三个最基本的研究主题。对此，来自欧洲的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最有力和最完整的批判，尤以泰弗尔（Tajfel）领导创建的社会认同理论最具影响力。社会认同理论抨击北美社会心理学纯粹从个体出发解释群体事件、国家冲突、种族灭绝等现象的做法，在重视群体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对北美的实验室实验方法进行了修正。类似地，亚洲社会心理学也是在反抗和批判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文化心理学逐步建立了基本理论框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独立我－依赖我”的应用最为广泛。

  但是，我国社会心理学起步较晚，又受到近年心理学“神经革命”和“应用革命”的影响，在心理学界处于边缘化地位。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它不仅被“边缘化”，还在中国社会结构空前转型的社会实践中“失语”。这种尴尬处境，来源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局，其间混合着重理论还是重应用的研究策略选择之纠结。毫无疑问，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和心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心理学者面临着尽快以西方认可的方式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压力，即学科和学者发展要求国际化；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又决定了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即要求本土化。尽管两者并不矛盾，但短期内仍然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局。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应该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正在突围的机会，在学习和运用国际最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中国空前的社会转型为背景，融合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和新文化心理学等研究视角，努力发展本土及文化心理学。

  从学科到学者。我们曾对2013年美国排名前十的心理学系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置进行了分析。与12年前相比，除了行为神经科学（behavior neuroscience）明显成为新的专业设置外，其他的专业设置在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其中，社会与人格心理学领域的人员配置（faculty）占整个机构总人员的比例，有7家超过了25％，甚至有两家超过了30%，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心理学在美国心理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综合分析我国3家心理学机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人员配置以及心理学期刊发表论文情况，共同的特点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比例较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心理学“神经革命”的趋势。而越来越多心理学背景的研究人员离开心理学系所到商学院就职，以及《心理学报》发表的管理心理学论文远远多于社会心理学论文的现状，则与心理学“应用革命”的趋势相呼应。然而，“神经革命”与“应用革命”发展的同时，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仍然在心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只有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却受其影响遭到了削弱。这是与国际心理学学科发展趋势相悖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把握心理学发展的第三个趋势：“文化革命”。

  学科的发展有赖于广大学人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这场事关中国社会心理学能否顺利突围、在国际社会心理学大家庭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文化革命”中，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立场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社会心理学应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色，向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突围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掘和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密切关注中国在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重视理论建设，强调方法论创新，并有机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是化解困局、走出包围圈，为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一条有效途径。

  从努力到实践。作为一名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已知天命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我很想为这个如火如荼的转型社会做点事情，留点记忆。无奈受条件和学识所限，虽有一腔热血和一片忠诚，也只能尽心尽力、扯破嗓子喊上几声，不仅仅是为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与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社会摇旗呐喊，也是为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承担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自1996年翻译出版社会心理学创始人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来，又陆续出版了《社会性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简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典导读》《社会心理学前沿》和《社会性发展》等。令我深感欣慰的是，这些著作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正是在广大读者的鼓励下，《社会心理学导论》已有台湾和大陆的三个版本，而《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典导读》和《社会心理学前沿》也有了修订后的第三版。

  在研究工作得到认可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因此，在2012年，我又出版了《为社会服务的心理学探微》一书，从个体成长、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社会影响与和谐发展五个方面探讨了社会心理学服务社会的功能。然而，这些服务社会的内容更加侧重于微观与中观层面。在宏观层面，社会心理学又能怎样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呢？社会转型可能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既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能够为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特别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关键期，各种社会问题与人际矛盾接踵而来，诸如信任缺失、人际冲突、群体事件、贫富分化、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和机遇。其中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也对国家、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为社会发展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恰逢中央政法委委托我开展“社会心理与舆论引导研究”课题研究，正好顺应了久已有之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了对社会转型的系统研究。《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学的立场》正是我与课题组近几年工作的思考与总结。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服务和理论建构贡献微薄之力，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现实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努力提升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学科阵营和社会实践中的话语权。

  简言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能否真正地坚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特色发展，以中国社会“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只不过，这个特色是具有国际视野的特色，虽研究本土现象，但具有全球意义，特色化的最终是国际化；以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为中心，以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为宗旨。只有“解决”好了中国问题，才能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社会心理学更好更快地发展，期待中国社会心理学以独特的姿态早日融入国际社会心理学的大舞台。（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