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很少有父亲的形象，《祝福》里的祥林嫂丈夫死去了，只能自己孤身带着孩子生活；《风波》中八一嫂也无奈的与自己的儿子相依为命；《明天》中单四嫂子孤苦伶仃地抚养着幼小的宝儿……鲁迅回忆性的散文作品中直接以父亲为描写对象的也极少，其中《父亲的病》和《五猖会》是不多的篇章；而作为鲁迅针砭时弊的杂文创作中也仅有如《我们怎样做父亲》等不多的篇章，全面阐释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角色的思考。那么，鲁迅真的对父爱如此漠视吗？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父爱”是缺失的吗？
答案当然并非如此。仅就1931年鲁迅所写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答客诮》）的诗句，便可以体味出鲁迅在以严肃的面容示人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丰富的父子亲情，无论是作为“人之子”时对自己父亲的既敬畏又属意的情感，还是作为“人之父”对儿子的既严苛又疼爱的情爱，鲁迅都向读者展示出他不太被人所注意到的浓郁的人间至亲之情。
•壹•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因家庭的变故而身染了重症，在鲁迅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留给鲁迅更多的是关于“病”“药”“困顿”等惨痛的记忆，因此作为“人之子”的鲁迅每当提及父亲时总不免伴随的便是“病”的印记。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
对于这句耳熟能详的语句，以往的解读更多的是以此来证明鲁迅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家庭变故，对于他幼小心理的永远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体验。但是我每当读到这里时，我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每天早上天刚刚亮起，一个瘦弱的男孩，用一只纤细的小手托起一个沉甸甸的布袋，举过了头顶，交于一个他可能也看不清面孔的人的手里，然后用另一只手接过了钱，并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然后一路小跑的到达药铺之中，满怀欣喜地把还有体温余热的钱换成了一兜子自己也叫不上名字的中药药剂，然后像完成一项每天必做的功课一样充满了慰藉。所以，我更加愿意把这种行为理解为鲁迅对父亲的那种拳拳的赤子之心，更是他幼年时期对父亲天然挚爱的纯真表现。
其实鲁迅对于父亲的感情，同现在的广大青少年一样，有时也充斥着不服与怨气，甚至是激烈的对抗情绪。在《五猖会》中鲁迅就叙述了他和父亲之间的一次抵牾，当他兴致勃勃地要去观看赛会时，父亲突然出现而且要求鲁迅必须要背完书之后才可以出去，对孩子来讲是多么煞风景的要求啊，面对威严的父亲，鲁迅也只好：
“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两句一行，大约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看会。’……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朝花夕拾•五猖会》）
这种情形，这种场景应该是每一个孩子与父亲之间都会经历过吧，我想多年以后鲁迅描述下这段童年的回忆时，除了表达出父亲对自己的严苛外，更多的还是追忆父与子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至感吧。
鲁迅对父亲是挚爱的，“我很爱我的父亲！”（《父亲的病》）是鲁迅发自心底的真情告白，这看似简单但却意味深长。父亲羸弱的身体迫使自己不得不遭受别人的白眼、冷漠、嘲讽和欺辱，但是能够救治好父亲的病，却是他年少时最迫切的人生希望和奋斗目标了，甚至是自己在下课之余都想着去抓成对的蟋蟀，来为父亲的药做引子。爱之深，才能体会到情之切吧。为了救治父亲的病，鲁迅付出了自己最美好的童年时光。但是终究，父亲还是因病而逝，对此，鲁迅是痛苦的，也是绝望的。“父亲！父亲！父亲！！父亲！！！”（《父亲的病》）这是鲁迅在父亲病榻前看着父亲离开人世时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呼喊，特别明显的是惊叹号的逐渐递增所传递出的真挚亲情，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强烈情感撞击。我想，每一个人都会从不断增加的感叹号中，清晰地体会到鲁迅对父亲的天性之爱。
父亲改变了鲁迅对世界的认识，甚至是形成了颇为偏颇的结论，“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他甚至把自己一生命运的选择都与父亲联系起来，以父亲作为人生的坐标。“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成了鲁迅走向社会之初最清晰的奋斗目标和人生哲学，甚至有些宗教性的虔诚。父亲的早逝给鲁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更加愿意将这份永恒的亲情回忆珍藏在自己内心的最深处，而不去触动它，由此，鲁迅在作品中更加不愿意让父亲的角色出场的原因便不说自明了。
•贰•
阅读惯了鲁迅那些如投枪，如匕首一样战斗性的语言后，你便会被鲁迅那种韧性的战斗精神以及犀利敏捷的思维所折服。其实，除此之外，在鲁迅的《随想录》和与友人的通信中还有很多非常清新自然的话语，在这些近乎直白的对生活琐事的记述中，特别是有关对儿子海婴的描述，更是时时透视出鲁迅既“怜子”又“豪杰”的真实情感。零散于各处有关海婴的记述可能会被鲁迅式的犀利文字所遮掩，读者很难真正体验出鲁迅父爱的宽广和真实，但是如果将这些文字串联在一起，一幅幅父与子的温情画卷便自然而然地呈现而出。对此，钱理群先生特别整理出了相关的资料，汇编成了《我家的海婴》一文。从此篇的资料汇聚中，可以看到鲁迅对海婴的出生、海婴的幼年到海婴慢慢长大的过程中重要事件的记叙以及自己的感受，鲁迅用极其精炼的话语表达了自己作为父亲如大山般宽厚的爱。
1929年9月26日海婴的出生改变了鲁迅的生活，更增添了鲁迅的人生角色，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父亲”这个全新的体验便真实而至，在此之前，他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告诉我们如何去构建“生物之爱”的新型父子关系，他更是从中国文化传统去辨析“父亲”生命的内涵。而真正成为了“人之父”的鲁迅会以怎样的面目示人呢？
广平于九月廿六日午后三时腹痛，即入福民医院，至次日晨八时生一男孩。大约因年龄关系，而阵痛又不逐渐加强，故分娩颇慢。幸医生颇熟手，故母子均极安好。（《致谢敦南》1929年9月27日）
这是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记录的海婴出生前的状况，通过这些浅显平易的文字，一个即将为父的急迫情感便跃然纸上，以此鲁迅性情中本有的和蔼可人的质素便被释放而出，这种形象可能会与你知识体系中的鲁迅形象有所差异吧。
但真正做了父亲的鲁迅，对于这样一个全新的家庭角色有所不适应也是必然的。鲁迅并没有刻意地去回避这种情绪的波动，反而很自然地表达了这份无奈的心绪。鲁迅曾多次表示：“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致山本竹之》1932年11月7日）
这也许是初为人父的男性普遍的心理吧。对此，鲁迅选择了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为了孩子，更为了自己的人生。父亲的角色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严厉，有些人认为鲁迅对海婴有些溺爱，其实鲁迅对于海婴的教育同样也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是形成了不怒自威的威严感。“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20日）每当读到这里时，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了《五猖会》中鲁迅所记述的父亲让他背书的情景，虽然内心有一百个委屈，但是在父亲的面前还要完全地服从才是。鲁迅在《死》中提到“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海婴长大后也是一直谨守着鲁迅临终时的叮嘱，从事了与鲁迅完全不同的职业。
对于鲁迅来讲，海婴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也是他生活中可以放松自我的对象，更是他“相依为命”的亲人。因此鲁迅对海婴严厉要求和悉心教育之余，更多的还是将他性格中所不多见的轻松和慈祥的一面带给世人。特别是鲁迅对于海婴作为孩子天性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无邪的个性是宽容对待的场景和故事比比皆是：
“男孩子大都是欺负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及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他觉得爸爸是男子汉，男子汉应该支持男子汉，怎么能支持妈妈呢）
（《致山本竹之》1934年7月23日）
有时候鲁迅甚至和海婴还开起了善意的玩笑：
“但我这里的海婴男士，却是个不学习的懒汉，不肯读书，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可以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闹得更起劲了，真使我哑口无言，希特拉有那么多党徒，盖亦不足矣。”
（《致增田涉》1935年2月6日）
通过这些不同生活画面的赏析，从这些不同事件的侧面，清晰地勾勒出鲁迅作为父亲的真实画像：严苛而不失关切，峻厉而不失体贴，这是与我们所经常见到的愁眉紧缩、闭目凝思的作为思想者的鲁迅不一样的感觉，作为父亲的鲁迅不为人知的内心丰富情感自然而然地便流露出来。难怪鲁迅要以“於菟”来作为对海婴的比拟了，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中国有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感到骄傲吗？
•叁•
无论是作为“人之子”的鲁迅，还是作为“人之父”的鲁迅，他都将人类最温存的情愫展现在世人面前，他消融了我们之前对于他阅读中思想和文化的隔膜。特别是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中国千百年来的“父与子”关系的重新诠释，更是作为生命哲学思维的升华。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对于当下社会和文化的意义，我觉得与其说他是我们的“民族魂”“文化导师”，倒不如说鲁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父”。
鲁迅对封建“父权”思想和体制的批判是毫不留情面的，他犀利地指出在传统文化体制下“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奇异现象，但这并非鲁迅用笔重点所在，他并没有仅仅只是停留于对问题的揭示，而是对新型“父与子”关系的重新梳理和思考，并提出了医治的药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归根结底也即是鲁迅所提出的用“生物之爱”去构建真正的“父与子”的关系。这种“生物之爱”超越了单一文化传承的束缚，将父亲与孩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构成了一个动态可变往复循环的生命系统。推而广之，从“父亲”角色的意义上来理解鲁迅的哲学思想，或许会有新的认知。
鲁迅正如父亲一样严苛，父亲对子女的错误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时候甚至会采用极端的方式来更正子女思想上、行为上的弊端和不足。因此鲁迅对古老民族弊病的揭示是毫不留情面的，他痛斥中国文化的“瞒和骗”，他鞭挞中国庸众的“看客心理”，他抨击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等等。这不正如一位威严的父亲直陈对自己孩子的不足，怒骂中带着温情，责难中保有深意吗？
但他又如父亲一样慈爱，父亲对孩子的爱是宽广的，更是无私的，有时候甚至是不惜牺牲自己来换取子女未来美好的未来。鲁迅真诚地希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孩子的关爱，更是对民族未来的眷注。鲁迅对民族的爱正如父亲一样像一座大山呵护自己的孩子，为他们遮风挡雨，保驾护航。
人类正是背负着这种“天性的爱”而繁衍生息，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父亲时，面对自己的亲情时，都能如鲁迅先生一样勇敢地高声喊出：“我很爱我的父亲！”（作者为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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