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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7年06月01日 星期四

    “腐败与自杀”关系社会心理学的“天与地”

    ——评俞国良新著《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学的立场》

    王浩 《 博览群书 》( 2017年06月01日)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心理学跻身其中。这不仅是对心理学学科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心理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社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中最能体现其社会科学属性的分支学科,无疑应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以及回应社会与时代的呼唤方面作出更大贡献。然而,面对我国社会心理学在学术阵营与社会实践中双重“失语”的现状,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尽管拥有着振兴社会心理学的决心与抱负,也难免会对社会心理学向何处去感到迷茫。俞国良教授以自己近年来关于社会转型的系列研究为基础,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应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整合进了新著《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之中,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指明了路径。在我看来,俞国良教授所为之呐喊者,一言以蔽之,就是推动实现社会心理学学科的“顶天”与“立地”。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首先要注重学科建设,是谓“顶天”。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依赖于所有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每位研究者的工作犹如一条条河流,最终汇聚起来才能形成社会心理学学科的汪洋大海。每位研究者只有对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有着清晰的了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而不至于在研究中出现“盲人摸象”式错误。在此书中,俞国良教授凭借自己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在对国际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规律进行把握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特征及发展趋势与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所作出的“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枢纽学科”“中国社会心理学面临新机遇”“以本土化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化”等论断无疑为每位研究者的实际工作起到了指引作用,使广大社会心理学研究者能够避免在研究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同样要注重学科应用,是谓“立地”。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应以基础研究为前提,但不能只重视基础研究,而轻视应用研究。俞国良教授指出:“学术研究作为创造性活动,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环境,也无法离开现实生活而存在。”然而当前,我国的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仍热衷于“闭门造车”。虽然在实验室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却无法走出实验室,为社会发展与建设服务,降低了社会对于社会心理学的认同程度,丢掉了学者身上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一门学科,如果无法产生社会价值,则会被社会所抛弃,丧失在学科阵营中的话语权,也就失去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俞教授的新著中,他不仅对心理学问题从学术上进行了探讨,而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住了社会现实,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为社会发展与建设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例如,针对国民幸福感缺失的现状,他向国家和政府就怎样提升国民幸福感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顺应当前“打虎拍蝇”的高压反腐态势,他提出“反腐倡廉是一场持久的‘心理战’”,为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提出了心理对策。可以说,俞国良教授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典范,提示社会心理学的同仁们应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关注社会现实,服务社会发展。

      实际上,社会心理学的“顶天”与“立地”是相互促进的,应用研究必须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但只有那些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社会转型正是联结社会心理学的“顶天”和“立地”的结合点,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突破口”,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实验靶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心理学要想从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包围中顺利突围,必须要体现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对中国特有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心理现象予以更多关注。以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为鉴,正是由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们重视自身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才最终使欧洲社会心理学得以崛起,也赋予了国际社会心理学新的生机。社会转型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它意味着社会规范的解体与重构,并进而导致社会心理在无序与有序之间震荡徘徊。社会转型的过程对社会心理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在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变迁有哪些不同于别国的独特之处?社会心理的嬗变又将对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并进行抽象的理论建构,是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加速发展,追赶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的研究不结合社会转型这个实际,中国社会心理学就只能跟在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之后亦步亦趋,无法唱响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声音。

      对社会转型进行研究同样有助于增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应用水平。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包括康德在内的一些哲学家曾认为,心理学由于无法量化,因此永远无法成为一门科学。这种观点的存在导致心理学研究者似乎从来都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并始终在努力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社会心理学在发展历程中同样没有超越这种狭隘的“科学”憧憬。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开始越来越重视实验室研究,而忽视了社会背景的作用,这最终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社会心理学要想在发展过程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必须重视社会现实,回应社会期待。对中国社会来说,社会转型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对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如何引领社会转型期社会心理有序发展,正是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需要首先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如何引导转型期社会舆论理性发展?怎样培育转型期公众的亲社会心理?如何在贫富差距增大、新兴社会阶层崛起的形势下凝聚社会共识?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既有助于提高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影响力,也是社会心理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建言献策。

      总之,对社会转型进行研究是实现社会心理学“顶天立地”的必经之路。在《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一书中,俞国良教授对自己近几年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既关注了社会转型对国民信任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影响,又探讨了腐败与自杀现象的社会心理原因,还对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涵盖了社会心理的方方面面。俞国良教授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将宏大的社会视野与严谨的科学方法紧密结合,紧紧围绕社会转型这条主线渐次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足见其穷理经世之志。最终形成的这本著作,既丰富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为其他心理学研究者进行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更是如宣言书般宣告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立场。

      每一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不仅是在开拓着人类知识的边界,与此同时,也是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为这个时代写下注疏,用另一种方式记录着社会转型的历史。“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英雄的出现依赖于时势,也终将被历史所铭记。作为研究者,只有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社会背景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研究史上的“英雄”。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投身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中,投身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中,投身于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中,在“社会变革的波涛起伏之中”勇做弄潮儿!我想,这正是对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应有立场的另一种诠释,也是俞国良教授著此书初衷之所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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