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

   最近这十年，我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之，学之，讲之，注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曲径通幽，乐此不疲。

   这份缘，似乎来得有点迟。但，毕竟还是来了。我深知，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拥有这份缘。特别是经受过近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强势侵袭，领略过欧风美雨无孔不入的浸润洗礼，扮演过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新锐角色之后，完全乱了方寸、失了方向、画不成方圆的现代人，已经在思维方式、话语形式、学术范式、处世模式诸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基因突变”，自以为“是”且自以为“新”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向故纸堆里的经典示好，向被扫地出门的传统示弱，向充满道德教训的《论语》示爱，向被泼了一百多年污水的孔夫子示敬呢？

   这个弯儿，对于言必称革命、行必道先锋、理必称平等、学必标自由的左右两派“新青年”们，尤其难拐！

   不过，于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拐弯儿”，而是一次命中注定且又自然而然的“回正”。回到源头活水，回到祖宗家法，回到母语和故园，回到仁本和中道！

   因为说到底，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不过程度、深浅、自觉与不自觉、认可与不认可，情况各不相同而已。那些经常批判儒家的人，事实上也是潜在的儒家，因为自古以来，儒家士大夫就是最敢对强权和无道说“不”的人！

   为此，我不得不感恩造化，感恩生命，感恩经典，感恩圣贤。冥冥之中，或许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为我这样一个资质驽钝却又不甘平庸的问津者，指引一条路，打开一扇门，点亮一盏灯！

   我想，不该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个缘。孔夫子，早就坐在那20篇泛黄的竹简里、500章鲜活的章句里、16000多个蹦跳的汉字里，虚席以待，翘首以盼！——斯文在兹，吾道不孤，百世以俟，来者不拒！

   他等来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等来了子思、孟子和荀子，等来了毛亨、孔安国和董仲舒，等来了司马迁、扬雄和班固，等来了马融、包咸和郑玄，等来了王肃、何晏和王弼，等来了刘勰、皇侃和王通，等来了杜甫、韩愈和柳宗元，等来了周濂溪、张横渠和邵雍，等来了欧阳修、范仲淹和胡瑗，等来了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等来了吴澄、王阳明和刘宗周，等来了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等来了颜习斋、戴震和阮元，等来了刘逢禄、曾国藩和张之洞，等来了廖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来了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等来了王国维、陈寅恪和钱宾四，等来了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

   我知道，孔夫子还在等，并且还会等下去。等你。等他。等我。等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等前赴后继的炎黄子孙！

   夫子的耐心足够好！不管你怎么看他，他都那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威而不猛，气定神闲！他把自己坐成了一道云卷云舒的风景，坐成了一座仰之弥高的山，坐成了一汪浩瀚无垠的海，坐成了一场可以说走就走且没有终点的生命漫游和精神旅行！

   夫子其人，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丰富、细节最生动、面目最清晰、气象最宜人的伟大圣哲，也是华夏文明之学统和道统的重要奠基者，他不惟是“千古一圣”的不二之选，更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恩人！

   《论语》其书，几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其取法之高、化人之深、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经典之可比，即便称其为“中国人的圣经”，亦毫不为过。窃以为，凡有血气、通文墨、思进取、求良知、明善道的中国人，皆应在有生之年阅读此一“圣经”，而且，起始年龄越早越好，阅读次数多多益善！

    其实，只要是读书人，都应该寻找这个缘，把握这个缘，扩充这个缘。我素所敬仰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诚哉是言也！

   我因读《论语》而受益，久而久之，不免技痒心动，必欲加入“劝人读《论语》”的行列而后快。本书之撰写，盖缘于此。

   作为“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的一部，本书计划甚早，而动笔甚晚。最早的想法，是延续《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和《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的路子写下去，甚至书名都想好了——《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今读》。然而，当我终于完成现在这部《论语新识》之时，却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当时没有率尔操觚，信马由缰，否则岂不唐突圣贤、误人子弟？盖《论语》非一般文学经典，稍有“玩赏”甚至“赏析”之心，便有可能乱其肌理、泄其元阳、散其真气！故此书写作暂且搁置起来，而且一放就是七年！

   这七年，我在等待，在沉潜，同时也经历了学术及思想上的一次“蜕变”。简言之，即由西而中，由文而玄，由玄而佛，由佛而儒！十年弹指一挥：弥望中，“山重水复疑无路”；猛回头，“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所以转换如此迅速而自然，盖因西学、文学、玄学、佛学四端，哪一样我都未曾精研深究，哪一样都谈不上根深立定，惟其如此，反而易于辗转跳脱，另辟蹊径。当我囫囵吞枣地读过可以读到的大量儒书之后，终于发现，原来“风景这边独好”，大有柳暗花明、相见恨晚之感！

   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说：“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又说：“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徐先生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写于1966年的这段话之所以毫无那个狂躁年代的语言印记和思想症候，除了因为彼时其人侨居印度，未受世俗之侵蚀，还因为其学殖深厚，精通多种语言，会通中、西、印三种文化，视野开阔，信道诚笃，故能超越一时一地之“我执”，登高望远，吐纳古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其对儒学和孔子的精微体贴和无上尊崇，犹如一面质地优良而一度封尘的铜镜，甫一出匣，便光芒四射！

   近读吴学昭所写《吴宓与陈寅恪》一书，陈寅恪先生下面一段自白，又让我眼前一亮：

   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

   至此，我终于了悟：为何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先生，竟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这是那种“为此一文化所化”之“文化托命者”才会产生的一种民族身份识别、文明本位认同和文化价值信仰。在西学东渐、新旧磨荡、咸与维新和革命之年代，唯此一种“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之文化信仰，方能使人格挺立，风骨刚健，慧命延展，理想不磨，斯文不灭！

   儒学，并非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学问。陆放翁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亦云：“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

   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素为我所深喜，真可谓践行为己之学、反求诸己的方便法门。所以，这本小书只能算是我这些年“求放心”的一张答卷，尽管私心颇不满意，但还是愿意以此表明心迹，确定坐标。——下一站，我已知道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