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晚年，在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的《创作生涯的开始》一章，这样说：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这段文字中，他所指的“创作”是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潜回上海，蛰居家中，为解决生计而开始的中篇小说《幻灭》的写作，并非泛指包括诗、小说、散文和戏剧四大类文学样式的写作。
茅盾先生的文学创作，最早采用的文体应该是散文，大约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初，成就颇大。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的当晚，他写了《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开茅盾叙事散文创作之先河”之誉，被进步文坛视为“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新航标。写于1941年的，赞美解放区军民边抗战、边生产的艰苦卓绝精神的《白杨礼赞》，则是他抒情散文最具代表性的佳作。收集于他自编的散文集《见闻杂记》。新中国成立后，该文被选作大中院校文科教材，在青少年朋友中诵读，影响极大。
采用最晚、最少的文体是戏剧。1945年，茅盾先生以当时国民党权力中心——重庆发生的一桩“黄金舞弊案”丑闻为背景，创作了揭露国民党统治黑暗、腐朽本质的五幕话剧《清明前后》。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的剧作。当时，在重庆由脱离军阀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返回重庆不久的进步演员参加，赵丹导演，公开演出，引起轰动。连续演出四个星期，几乎场场爆满，被誉为“大后方‘剧运’（戏剧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好的倾向和好的作风的范例”。
在茅盾的创作生涯中，唯独诗创作是和小说创作始于同一的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两者之间，又以诗创作略为领先，这是值得注意的。
1927年夏秋之交，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使茅盾痛心、悲观，也使他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些时代提出的命题，纠结于他的心头，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和《留别》这两首诗，便是他在这样的心绪下，滞留庐山牯岭时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最早的诗创作。他创作最早的小说《幻灭》，则是八月中旬，从庐山下山，而后船、车交替，经镇江、无锡，潜回上海，闭门不出，“从九月初动笔，用了四个星期写完”的。
一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怕草间多露。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如何懒懒地不说话？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软软地头靠着我的肩窝。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脉脉双眸若有深情难诉！
终于你说一句：明日如何……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1927年8月9日
1927年，茅盾先生根据党的安排，曾先后担任国共合作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我党实际控制的《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总编辑）。这一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茅盾先生秘密离武汉，拟经九江赴江西南昌参加武装起义。但因赴南昌火车停开，翻越庐山前往的道路也被封锁，加之自身患顽疾“腹泻”，只能滞留庐山，错过了“八一”南昌起义。诗就写于这个时候。发表在同年12月4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5卷第18期，署名“玄珠”。
这是一首自由体的抒情诗，明显地具有“五四”后的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诗风特点。
全诗五节，句式简单，二句一节。乍一看，这只是一首描写一对月色下漫步的青年情侣间，相依相偎，深情互望，亲昵缠绵的情诗。但联系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来看，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这不是一首通常意义上的“爱情诗”。
诗是以男主人公的口吻写的。诗的前四节，每节上句都是“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回环往复，音韵和谐、婉转。下句则分别以“怕草间多露”，“如何懒懒地不说话”，“软软地靠着我的肩窝”和“脉脉双眸若有深情难诉”的词语，将女主人公低落的心境、懒怠的神态、茫然的举止和无奈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作者假借诗中的“恋人”这个角色，抒发自己思想上的苦闷和困惑。诗的第五节，句式做了变动，改“上句重复”为“下句重复”。这一变更，突现了女主人公的“超凡出众”。沉默中的“你”，终于说了一句：“明日如何……”就这简单的一句，把一个貌似懦弱、胆怯，却又有大丈夫般精神担当和人生追求的女子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令人敬佩动容。
“明日如何……”,这是当时许多人关注，又说不清、道不明，欲说还休，难以解答的人生难题。诗中，既透露了诗的主人公追求革命理想受挫时的苦闷和彷徨，也反映了诗作者对革命前途、命运的困扰和担忧。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一首小诗，茅盾先生故世后，却被人曲解和亵渎了。
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刊物《开卷》第44期，刊有《茅盾的一首情诗》一文，对这首小诗的“来龙去脉”做了“评述”。此文，开头亦善，较为客观地称：“诗很婉约，柔情而含蓄，是茅盾小说、散文里不多见的风貌。”然其后，笔锋一转，又有了“诗也写实，记了一幅生活画面，显然背后有一段他与她的故事”一段言语。这个“她”是谁？该文作者断定“她不是秦德君……应该是范志超”。
范志超是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汉与茅盾“隔街相对”居住，常在茅盾家“躲避男性追逐”的丧偶女子，“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与茅盾在庐山不期而遇”，后又同乘一船“顺流东去”，在双人舱里“倾诉自己婚恋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执教，后在保定“某个幼儿园工作”的老同志。这在茅盾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述，是很自然的。但却因此，范志超老人被该文作者无端地牵扯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感情纠葛之中。
该文武断地强调：“……这些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均有记载，并不像秦德君似的抹得干干净净，大概必竟没有发生像秦德君那样的‘事情’。”至于茅盾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这首小诗，是因为“茅盾后来生活里出现了秦德君，范志超淡出，乃人之常情……然而，《我走过的道路》记述了两人的那次同行，且记得那么具体，而这首小诗描写的情景是在同行之先，读者难免会生疑问：这一段同行，真的只像茅盾晚年追述的那么平常么？……对照这诗读《我走过的道路》相关记述，或许有助全面地理解认识这位大文豪”。
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对茅盾作品的误读和任意曲解，还充斥着对茅盾人生的怀疑责难和冷嘲热讽。这令人吃惊，不可理解。在读书界，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笔者出生迟晚（1938年），认识浮浅，难以认知和理解前辈人这样、那样的人生经历、坎坷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但如果像《茅盾的一首情诗》的作者那样，沉溺于前人中的是非恩怨，追逐、寻觅，乃至无端猜测，随意宣泄，以至诋毁,我是不赞同的。
我记得学生时代曾看过电影《八年离乱》《天亮前后》。当然，这反映的是抗日战争中，大后方人民悲欢离合的故事。但其中的某些人物间、某些情节中却与大革命失败后当年的人事、情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类似的“故事”也频频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也在长达十年零五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多少悲天悯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当然，今天已无须重复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正视历史，展望未来，建设强大的中国，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意愿，努力奋斗的目标。
二
留 别
云妹，
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
五百支的香烟已经吸完，
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
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辫、
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
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
矮克发也都拍完，
暑季亦已快完，
游兴是已消完，
路也都走完，
话也都说完，
钱快要用完，
一切都完了，完了，
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
但只饮过半盏“琼浆”，
看过几道飞瀑，
走过几条乱山，
但也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1927年8月12日
这是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茅盾奉命撤离武汉，拟参加筹划中的南昌起义途中，因疾滞留江西庐山期间，闻知“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后写的“留别诗”。发表在这一年8月19日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第146期，署名“雁冰”。
“留别”这个字眼释义，通常多是“指以诗文作纪念，赠给分别的人”。那么，这首诗《留别》是赠给谁的？是和谁“留别”呢？诗中的“云妹”是现实生活中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女性吗？
在茅盾笔下，名为“云”者，不止一人，但多半是根据创作需要而虚拟的。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的只有一个，但并非女性。他就是大革命后期，茅盾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时的“麾下”宋云彬先生（编务）。宋是和茅盾老家浙江桐乡毗邻的海宁人。当年，宋家颇为富有，在当地有“宋半城”之称。“七一五”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茅盾奉命秘密撤离武汉，因火车不通，拟绕道庐山，翻越牯岭，去江西南昌参加筹划中的武装起义时，宋云彬不知就里，随之上山，乘机游玩。此间，茅盾写了通讯《云少爷与草帽》。文中的“云少爷”，就是指宋云彬。《留别》诗中的“云妹”，当属“虚拟”，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所在。但这个“云妹”，亦非随手拈来充数的。她是茅盾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寄寓着茅盾的人生追求和政治倾向。
“云”，虚无缥缈，瞬息万变，喻指革命的风云变幻、斗争的复杂艰险。“云妹”，就是茅盾苦苦追寻、不离不弃的革命事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就是这样以“哥哥妹妹”来象征相恋男女间的情深意浓，如同骨肉相连的同胞手足般，相亲相爱，不离不弃。
这是一首极其典型、极其成功的“留别诗”。它既对失败了的大革命做了痛苦而又无奈的诀别，又对革命事业的最后成功，满怀希望，有着美好的憧憬。
全诗分两节，两节句行不等。每行字数多寡有别，多则三十余言，少者仅四个字。
诗的第一节，写作采取虚、实结合。茅盾把文化人惯常嗜好的烟茶，使用的文化、生活、保健用品（这是虚指。我所知道的茅盾先生生活甚为简朴。这里罗列的种种，只是为了强调“完了”的诗意而已，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以及经历的季节更替、游兴的消减，乃至译的书（这是实指他译的西班牙作家柴玛萨斯的小说《他们的儿子》）、走的路、说的话、使用的钱等一一罗列，句句以“完”字收尾，最后以“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为结束。
这长达十三句的一节诗，形象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滞留庐山期间，茅盾生活和思想上的种种感慨和无奈。他既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而痛心、叹惋，也为自己错失参加南昌武装起义的机遇，和党断了组织联系而感到彷徨和失落。
诗的第二节前五句，以自己饮酒、赏景的感受做诗情的前后过渡。
大革命的失败，困于庐山的茅盾感到美酒索然无味，庐山佳景黯然失色。他“领悟”到“此来别无所得”，有的只是“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在革命斗争处于劣势、困境的时刻，何去何从？这是每个参与者必须抉择的问题。或坚定信念，积极奋起；或一蹶不振，退缩逃避。这种抉择并非“一蹴而就”面对旧世界、旧阶级立场，它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认识过程。无疑，茅盾选择了前者。
诗的后六句，从“时”“空”两个角度，反映了茅盾对中国革命追求、探索的认知和对未来前途的展望。
“后会何时？我如何敢说？”
“如何敢说？”就是不敢说，没法说。茅盾出身于隶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城镇小生产者家庭。“言必虑其终，行必稽其敝”，是这个阶层人们的人生信条。茅盾在革命受到挫折时反映出来的情绪波动，无疑是其阶级属性使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他不敢说，没法说的原因：既有“对大革命失败的形势感到迷茫”，一时无所适从的无奈，也有自己“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随声附和”的性格特征。这足以说明，茅盾正逐渐从自己原属阶级的思想观念中解脱出来，是其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跨越和进步！他坚信中国革命最终必定胜利！诗中的“后会何时？”就是他对中国革命最终必定胜利的期盼。但在当时敌强我弱形势下，无法预料革命最终胜利的时日时，他又有“我如何敢说”的感慨。
“后会何处？在春申江畔？在西子湖边？在天津桥畔？”
写作中，答以若干个连续并列的“设问”，通常是表示“答案”的不可肯定，作“选择”解。但在这首诗中，做这样的理解，尚不全面、妥帖。这里“后会何处”的答案，不仅是相会地点、场景的更换，还有与此相关联的时间、日月的推移。它系由近及远、言今话古、环环相扣和相互依存的“在春申江畔？”“在西子湖边？”和“在天津桥畔？”三个连续的“设问”构成。
显然，这里茅盾屏蔽了大革命失败形势不能明言直说的思想内涵，隐匿了“后会何处”的真实含义。这不能不说是茅盾创作思路的宽广、深湛，写作手法的灵动、高明。
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以往介绍、评述茅盾诗词作品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往往被忽略了，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很少做必要的“诠释”。
老实说，笔者当初读这首诗时，也不甚理解为什么这首诗以三个设问句做结尾，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说“三者必居其一”吗？显然不是。这三个设问句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相互间又是前后相贯的思想追求的一个总体。它不能以相互隔离的另外三地所代替。
为了弄懂这个问题，我找资料，做分析，才慢慢领悟了其中的“奥秘”。
这里，笔者不自量力，尝试着对这首诗的结尾“后会何处？”做一浅释（包括：与诗有关的历史典故、反映的时代背景，以及与诗人有关的史实）。希望有助于读者朋友对这首诗，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在春申江畔？在西子湖边？在天津桥畔？”
这三个连续的设问句，其实质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三
“在春申江畔？”
“春申江”，即黄浦江，相传为战国时，楚国贵族黄歇所开凿，初称“黄歇浦”，简称“黄浦”。前262年，楚国以黄歇为宰相，封为“春申君”（与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和赵国平原君齐名，称“战国四相”），因而黄浦江也被历代文人墨客称为“春申江”。
“春申江畔”指的就是上海。
最初的黄浦江畔，只有一些零星散落的农舍和渔村，住着为生计拼搏的穷苦农民和渔民。直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两年，中英江宁（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逐渐演变成为我国对外的第一通商口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因地处黄浦江和吴淞江（苏州河）汇集后的出海口，故称上海。
上海，这个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产生和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和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先进知识分子。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茅盾在这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是我党最早的成员之一，并从这里开始，投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直至孙中山先生过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转入“地下”，与党中央失去了组织联系。孤身滞留庐山，考虑何去何从时，他首先想到了上海。虽不能肯定，还带着疑虑，所以有“在春申江畔？”之句。
上海，在茅盾的心目中，是不能忘却、不能离弃的。这里有肝胆相照的家人爱妻，更有荣辱与共的革命战友和阶级兄弟。他坚信总有一天，在这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与昔日相识、不相识的，共奋斗、同命运的同志和战士重逢相聚。
“在西子湖边？”
“西子湖”，即西湖。最初，它只是横贯浙江东西的钱塘江东部出海口北岸的一个海湾。后来，江中沉淀积厚，阻塞湾口，才形成为湖泊。湖在杭州城西边，故称“西湖”。北宋诗人苏轼（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曾有诗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别出心裁地把西湖比作春秋时越国（今绍兴地区）的美女西施。因此，西湖也被历代的文人雅士称为“西子湖”。
“西子湖边”通常是指浙江首府杭州。诗中是泛指浙北平原（以钱塘江为界）的北境，即由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地域构成的“杭嘉湖平原”全境。
这里是茅盾的故乡。早在四千多年前，已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开始建制也有两千多年历史。春秋战国时，这里是“吴越争霸”之地，先属吴，后归越。茅盾就出生在平原东北部，与江苏接壤的乌镇。相传，这里就是当时最后的“吴疆越界”，古称“乌墩”。
茅盾生于此，长于此。这里，虽然主张“实业救国”的父亲英年早逝，但还有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他在这里启蒙、求知，也在这里萌生变革的理念，开始寻觅报国救民的道路。小学毕业后，他的知识才华和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已露端倪，后又先后在湖州、嘉兴两所公立中学求学。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已经爆发，茅盾却还因反对学校学监的专制，被校方记过和除名。他没有气馁，在母亲的支持下，报考了具有创新意识的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得名师张献之等的悉心指导，得益非浅。一年半后，他中学毕业，如愿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文科）。这为他日后进入集编纂、出版、印刷和发行于一体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工作，以及从此而开始的深入工人运动，从事革命斗争，开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理论和文化基础。
“在西子湖边？”此句，虽带着一丝疑虑，但又不乏茅盾对故乡的一切人、一切事的眷恋和深情厚意。他相信故乡不会拒绝自己的“游子”于门外而不顾。他还可以在“母亲”的怀抱里寻求新的起点，做新的努力。
“在天津桥畔？”
“天津桥”，相传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一座浮桥。旧址在今河南西南，隋唐古城正南方向的洛水（今洛河）之上。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从长安（今西安）迁都至此，因洛水横贯都城，有“天汉津梁之象”（宛如“天河上的桥梁”），所以在洛水的南北两岸相对各建两楼，用以固定由铁索连接维系的大船而成为“浮桥”，取名“天津”。隋末，为李密所毁。唐宋时，又屡次改建加固，建成石桥。直至北方女真族（我国的古民族之一，今满族的祖先。居住今吉林、黑龙江一带）所建的“金”（公元1115年—1234年）南下灭北宋，迁都中原后，桥毁而不存。
“天津桥畔？”就是指古代华夏民族、汉族聚居（以今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和友人洛中有感》诗，慰劝友人，不要因观旧景、忆往事而沉溺于已逝的岁月不可自拔。诗曰：“莫愁金谷园（注）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人？”茅盾熟稔唐诗，通晓典故。所以，他在《留别》诗中，匠心独运，借古喻今，有了后会“在天津桥畔？”的设问句。
这个“设问”的寓意是很鲜明的。“天津桥畔”不仅指当年历史上的中原地区，而且泛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华大地，灾难浮重的旧中国。后会“在天津桥畔？”句，反映了茅盾对中国革命最后必胜信念的坚持。他坚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别无他路。
当然，这一认识，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部长汪精卫），茅盾则是由毛泽东提议任命的宣传部秘书。此间，他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耳濡目染了毛泽东忙于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和借“病”秘密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等种种探究和实践活动后，才感知、认识的。
因而，茅盾坚信大革命失败后，战友们的别离只是暂时的。只要坚持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革命道路。不久的将来，战友们必将在辽阔无边而又姹紫嫣红的中华大地上重逢、团聚！这是必定无疑的。
综观茅盾的这两首早于小说创作的诗篇，无论是创作的动因，塑造的形象，还是反映的时代，都是和稍后从《幻灭》开始的小说创作相映衬、相契合、相一致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某种角度上看，这两首诗，无疑是茅盾为文学而拼搏前的“牛刀小试”，是他奏响文学创作“大乐章”的前奏、序曲。这是不允遗漏，不允曲解，不允否定的。尽管，诗和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样式，但就其创作的宗旨而言，无疑只有一个，这就是真实地反映人生，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的变革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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