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的《书话》（北京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与《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出版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家出版社集中出版过多种“书话”丛书以后，几乎每一个学习、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应该都会认识到“书话”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数十年来，尽管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开发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几乎可以说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势，却几乎没有人专门针对“书话”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这倒不是因为学界对“书话”的重要存在视而不见，实在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过于难以把握。
顾名思义，如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诗话”“词话”等概念一样，“书话”应该是指以“书”为话题中心的文字，是一种介于感性的文学散文与理性的学术文章之间的边缘文体。但“书”既是思想、艺术的文字载体（文本text），也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书本book），如此则“书话”写作必然可能要涉及“书”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同时，“书”的内容与形式又同（写、制）作者的个人取向密切相关，并且还时时存在于流通传播以至变异的过程之中，以“书”为话题中心也难免要涉及这一切关联因素。那么，究竟如何具体界定“书话”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判断一篇说“书”的文章究竟是不是“书话”，如何确认“书话”在现代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格局中的“身份”地位，如何理解看待现代中国的“书话”写作现象，这都是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系统的阐释与辨析的问题。当然，也是相当具有学术难度的理论问题。所以，之前不多的几位曾经用心于书话研究的学者的论作，也基本是描述多于分析，在关键的理论问题上往往点到即止。再如我自己，尽管多年来一直耽读书话作品，对现代以来的书话名家名作也相当熟悉，甚至也尝试写作一些一般称为“书话”的文字，但限于自己的学力和见识，却如学界一般同仁一样，一直没有进行过多么认真深入的思考。
直到读到赵普光的《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
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书话”的学术专著，《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将书话以及书话写作放在以新文学为中心的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具体语境中展开了论述。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可以说该书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是将书话作为现代散文之一种，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了书话在现代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认为书话是现代学人散文之一种，与普通散文一样承担了记录和表达作者生活（阅读）历程、思想感情、价值判断甚至责任担当的功能；其次是将书话作为一种述学文体，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了书话在现代中国学术格局中的地位，指出书话不仅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文学批评体式，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经典化、现代中国学术的科学化与民族化有着特别的意义，同时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真实记录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生长现场、传播态势；其三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书话写作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认为书话是现代中国文化人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现实困境与心灵自由的冲突之际的一种文体选择，是现代中国知识人之思想关怀与精神立场的一种展示。作为文学散文，书话属于知性随笔，与偏重感性抒情或理性议论的主流散文同样属于重要的散文体式；作为述学文体，书话以内容的注重考校实证与文笔的感性自由，对现代学术的注重批评阐释和系统严谨构成重要的补充与制衡。因为以上特点，书话写作更多彰显了中国固有文学写作在创作与批评方面的优秀传统，在高度西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学术格局中强化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具有丰富深远的文化意义。
这当然是极为粗略的概括，或者不如说只是我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全书以近30万字的篇幅，围绕近百年间上百位作者的大量书话作品，系统论述了“书话”的概念、特征以及“书话”和“书话写作”在“现代中国文学（包含创作与研究）”语境中的地位、意义，既有具体作家作品的细致解读，也有高屋建瓴的概括分析，不仅具体的分析论述胜意迭出，字里行间所展示的理性思辨功力与学术探究热情更加令人佩服。可以说，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书话的学术专著，《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首先是构建了书话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此后对这一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尽管可能会在具体观点上与该书有所不同，但应该都不得不面对该书提出各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必然会各自选取属于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但该书所展示的在充分占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概括、分析论证的研究方法，以及将书话写作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之创作与研究语境中进行观照的研究视角，无疑也是所有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者都不可能回避的。一部专题性学术著作，能将研究对象的特征及其成因、价值真正梳理清楚已经相当不易（尽管这原应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该书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已经在研究角度以及方法方面为本课题的研究树立了一种范式，一种可资借鉴的不仅适用于本课题的观照方式，尤为难能可贵。
就具体写作而言，也许是受到研究对象的影响，这本事实上属于“高头讲章”的著作读来丝毫不觉枯燥乏味，可以说是将批评阐释和考校实证、系统严谨和感性自由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书中对现代中国书话写作历程的梳理，对代表性作家创作心态的解读，对经典性文本之写作背景、思想学术价值的分析，不仅在在展示出一种知人论世的学术眼光，更是一种深具“温情与敬意”（钱穆《国史大纲》）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作者将书话放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具体语境中进行观照，更将书话写作置于“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语境之中观照，将对具体文本的细致解读与对宏大复杂的时代背景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将系统严谨的思辨论证与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结合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书话及书话写作的立体的、动态的观照阐释。然而在根本上，这仍然是一部系统严谨的批评阐释著作，绝非“书话”类型之感性自由的考校实证。
因此不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现代学术的注重批评阐释与系统严谨？
赵普光在该书“结语”部分以“回到中心：反思刚刚开始”为题，批评了“西方概念与中国文学的拉郎配”之“世纪误会”，展望了“‘文学’观念的调适与中国意识的重建”的未来愿景。我不能确定这里的“回到中心”与“中国意识的重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不知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解：作者期待的是以“中国意识”为中心来“重建”我们的文学“观念”，以“书话”为参照来“重建”我们的学术“话语”。如果是这样，当然无可非议。但是，结合该书第一章将“书话”描述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边缘性存在”，不免担心这里是否含有期待“书话”作品和“书话”写作“回到中心”的意思，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必甚至不该的。书话应该安于边缘，拒绝中心。书话的价值、意义正在于它的安于边缘而拒绝中心。
换个说法，书话写作应该注重考校实证而感性自由，但书话研究需要系统严谨的批评阐释。这正如一般的文学创作需要虚构性与想象性，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而文学研究则是近于科学的知识与学问，必须注重概括性与逻辑性（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尽管书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其表达方式毕竟更近于文学的感性自由而稍远于学术的理性严谨。书话写作应该更多地在对中国传统文学与学术表达规范的继承中发扬光大之，但现代中国位居“中心”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也确实应该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与学术理念。这是我多年阅读学术专著和书话作品的感想，更是读罢普光兄这部以系统严谨的批评阐释来研究注重考校实证而感性自由的现代书话的专著之后的深切体会。也许关于“回到中心”的猜测是对作者的误解，但这一感想确是我多年来读书的一点心得，不妨借此机会加以申明。
话说回来，那个被称为“中心”的玩意儿，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我其实也不免有一点点儿怀疑。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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