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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6年05月01日 星期日

    这种视野超乎“就震言震”

    ——评《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

    侯德彤 《 博览群书 》( 2016年05月01日)

        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当下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诸多学者结合所在地区,以所熟悉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和文献资料为基础,从不同视角和领域,对地方社会进行深入研究,涌现出一批颇具分量的成果。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平教授继出版《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获得学界好评后,又对山西地震灾害进行研究,出版《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大地震》)。该书借助社会学、灾害学、地震考古和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对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地震及其社会影响作了深入探讨,可谓是近年来区域地震社会史研究领域涌现出的一部学术力作,展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地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山西地震带分布及明清山西地震灾害的时空特征作了概要分析。第二部分是该书的主体部分,以个案方式分别论述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华县大地震、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临汾大地震、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平陆大地震的地震灾情、政府救灾应急措施及灾后恢复重建过程和各自特点。第三部分结合大地震的经济社会影响,主要围绕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深入探讨了地震对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四部分是大地震后的反思,分析了社会各阶层,包括最高统治者、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对地震的认知、反应及行为方式所受影响。

        《大地震》一书既有整体视野,又有个案深入分析,既关注灾害本身,更探讨灾害对社会影响及当下的思考,体现了史学工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就个人愚见,认为该书有以下亮点:

        第一,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地震史的研究愈来愈有向多领域、跨学科发展的趋势,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中地震本身所附加的社会属性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则是20世纪以来的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日趋成为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在已出版的成果中,考古学、社会学、灾害学、生态学、民俗学、文化学、经济学等方法都先后应用于地震研究,并取得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看,还是存在一些局限。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地震研究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野与对垒还是很明显。比如,自然科学对区域地震的研究多侧重于对震区地震带、地质构造、地震多发时间段及地震历史等进行探研,基本忽视了地震的社会影响,即对地震与社会变迁之间相关性的考察;而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囿于专业知识或学术惯习,则多关注地震的社会、经济影响,而基本无视对地震本身的研究。该书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虽立足社会史视角,但作者充分参考了自然科学界对山西地震灾害历史的研究成果,并专设一章对山西历史地震的震区分布、地质构造和时空特征作了综合研判,使该书的学术视野和时空感大为增强。

        第二,《大地震》在谋篇布局方面也颇具匠心。明清时期是中国地震的频发期,而山西更是其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山西在明清两代共发生三级以上的地震就达494次。如何做到既全面揭示该时期山西地区地震全貌,又能深入分析地震与山西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大地震》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巧妙而恰当,可谓匠心独具。如,书中首先在第一章用非常翔实的图、表、数据概要介绍了明清山西地震的全貌,包括地震带的分布、地震灾害的具体时空特征,使人们对明清山西地震有了整体概观,这展现的是视野和广度。随后,又以明清时期山西所发生的三次大地震作为个案,以地震与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详细叙述赈灾和恢复重建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地震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最后则从思想和心理层面揭示了社会各阶层对地震的认识,使地震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入和富有立体感。这样的篇章结构,有效做到了点和面的有机结合、视野和深度的相互兼顾,使整部著作读来思路清晰,逻辑连贯,详略得当,浑然一体。

        第三,史料翔实是《大地震》又一大亮点。阅读该书,一个突出感受就是引证宏富,立论有据。作者对于史料搜集可谓“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下足了功夫,不仅大量参阅了正史、类书、地方志、山水志等传统史料,《清代地震档案史料》《明清宫藏地震档案》等档案史料,《山西地震碑文集》《三晋地震图文大观》等碑刻、图文资料,还精心搜集了大量碑刻等资料。研究、利用之余,作者还把这些珍贵资料作为附录附于书后,不仅提高了该书的资料性,也为后来研究者带来极大方便。

        第四,《大地震》也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过往学界对山西地震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甚至不乏精品力作,但这些成果多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且大都脱不开“就震言震”“就灾言灾”的孤立或个案研究,一直缺乏从地震灾害与社会变迁这一视角来对山西地区历史地震进行全方位、连贯性考察的著作。《大地震》的出版可有效填补这一空白。区域地震社会史的研究在全国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该书的出版对其他地区地震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开拓与示范意义。

        当然,《大地震》的出版不应是封顶之作,书中所探讨的论题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在时间上,可以进一步延展到元代以前山西地震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在空间上也可以进行更大区域,比如同一地震带不同灾区赈灾比较研究等。而且就该书来说,三次大地震跨越了明清两大朝代,是否可以进一步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相信作者在该领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青岛大学《东方论坛》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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