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模仿，其实是善于学习
中国人常说日本人最爱模仿，其实也可以说是日本善于学习。一千多年前，他们学大唐，学成功了；一百多年前，他们学西方，也学成功了。看似偶然的两次成功，偶然之中有必然。
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大约150年前，身处亚洲的日本朝野上下自觉接受现代化的洗礼，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全面而深刻的改革运动。他们在政治上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殖产兴业”，广泛学习欧美先进技术，迎接工业化浪潮，在社会生活方面则力推欧洲化，提倡“文明开化”，大力发展教育。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在山口县，在松下村塾的“明治维新胎动之地”的那块石碑前，我驻足了良久，苦苦思寻着：为什么我们的戊戌变法只运行了短短一百天，就胎死腹中了呢，为什么成功的是作为蕞尔小国的他们，而不是作为文明古国的我们？
去年12月5日上午，我坐在新干线上五个小时，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总禁不住浮想联翩并感慨万千：明治维新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究竟在干吗呢？二战结束之后，我们的先人又在干些什么？当年他们不经意间打了一个盹，作为子孙的我们，如今就要慢下好几拍。这就是历史，很残酷。这似乎是在提问我们：今天，已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们，还可以再次失去机会吗？不可以，因为机会一旦失去，再眷顾你就难了。
今天你去日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充分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西洋化了的日本，还可以看到一个又依然属地化、本土化、民族化、传统化、社会化的日本。一方面，被日本人所广泛使用的片假名已经把汉字做了拼音化的处理，而另一方面，日本到处都还展现出中华古代礼乐文明的痕迹和影子。和服与西装相得益彰，寿司与面包各取所用，现代高科技与传统旧礼乐交相辉映，如果谁较真儿非要分别出所谓东与西、今与古，简直就是自讨没趣。
日本人倒没说他们的发展道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我们该怎么想呢？
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有没有重视身边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邻居的榜样价值呢？难道就因为两国曾经交恶，我们的选择就不那么冷静、不那么理性了吗？
近代中国，如果按照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许多开明知识分子所想象、设计和力推的那样，向东洋学习，力主变法，技术至上，富国强兵，保障民生，会不会现代中国的工业化所走的弯路会少一点呢？可惜，一次次失败、屈辱的痛苦经历让中国人的理性始终被激情所主导和左右，很难坐下来耐心地捋一捋自己的思绪。作为帝国主义的日本，的确可恨、可恶，但作为现代化的实现者、作为政制转型的成功者的日本，仍还有它值得我们谦虚学习的深刻一面。想当初，身为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宝贵精神资源和强劲动力支撑。查看《康有为自编年谱》就可发现，1898年康有为与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恒等在讨论变法事宜时，就明确主张过，“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20世纪初，大量中国留学生不是去欧美，而是去日本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也未必不是一条正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流露过，在近代大规模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担当重要角色的并不是英美留学生，反倒是那些不懂西洋语言文字的留日学生。
有节制，所以才有前途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积极尝试，它的整个运作过程就是日本民族精神力的一次系统释放。几乎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应付。明治维新的内容包括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板块。其所变革的范围既涉及工业、交通、技术、科学等现代化层面，又涉及国体、政体、军警、司法、版籍、置县、土地、学制、考育等体制层面，还涉及语言文字、仪轨、宗教、纪元、身份、衣着服饰、饮食结构、身材塑造、礼帽发型、世风习俗、国民性格等社会生活层面，不但致力于政府治理、经济治理、军事治理、山海治理，而且还强调社会治理、乡村治理和公共空间治理，更注重于文化治理、礼乐治理、卫生治理、素质治理、国民性治理，乃至于观念治理、体格治理……，显然，“抓”的肯定远不止“两手”，应该很全面，很到位，设计感很强，系统性很强。
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日本到处都显得整洁、有致、不失范。一百多年下来，国民拥有了一个安静的日本，一个秩序的日本，一个有实力、有涵养的日本。今天你走在日本大街上，就不难发现，明治维新所确立的深远目标：打造一个全民皆有美德的国家，已经基本兑现了。现代化在日本，已经演绎、渗透到政经制度、社会生活、国民日用的方方面面。概而言之，现代化方面，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欧洲有的，日本基本都有；社会秩序方面，安全方面，本土文化传承方面，日本有的，而美国、欧洲却未必都有。
许多日本家庭在餐桌上是不让自己吃饱饭的，吃个八成饱就开始收拾碗筷，差不多就行了。学校里也一样，食堂发的盘子里给多少，学生就吃多少，决不让你吃太饱，显得相当节制。这是一种明智、健康、科学。要知道，被现代化所武装起来的西方人主张纵欲，追求满足，释放自己的声色货利，这样的民族其实是在自取灭亡。而我们呢？如果说我们的上一代是因为物质条件限制和艰苦朴素教育而选择了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方式又当如何评价呢？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上海人总喜欢往日本跑，我一直不太理解他们。因为在我看来，出国嘛，还得去欧洲、美国，那里有真正的西方，有原汁原味的现代化。这趟日本之行，终于找到了上海人总愿意跑日本的真正原因：文明秩序，地缘相接，饮食相近，礼乐认同，等等。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日本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或许，原先在自己家乡找不到的东西、实现不了的梦想在这里或多或少都能兑现点。
这感觉，怎么还是梁启超的感觉
每次出国回来，无论是去欧洲、美国、加拿大，还是去香港、新加坡，总不免有一番责疑和拷问：为什么别的国家比我们搞得好？我们虽不是百不如人，虽然发展和进步也很明显，但骨子里的欠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当然我们总可以这样说：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不好弄啊。
其实，日本人也多，1.3亿的人口撒在38万平方公里的几个小岛上，其人口是中国的1/10，国土是中国的1/25，他们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出很多。如果人口是一种阻碍性限制的话，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呢？
日本固然也有它不好、不善乃至丑陋、坏恶的一面，但问题是：今天的我们是否已经攒足了批评它、超越它的底气。对于日本，与其一味地怨恨、叫骂、排斥、抵制，还不如坐下来好好研究研究他们，否则吃亏的仍然是我们。谁客观地说一下日本的好，就被指责为“汉奸”，说明我们的脑袋仍只被激愤和非理智情绪所充斥。骂日本之该骂，同仇敌忾；学日本之可学，时不我待。这才是一种正确而可取的态度。
一百年前，垂暮的梁启超曾回忆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现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一百年后的今天，我来到日本，为什么仍然还能感觉着梁启超的感觉，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沧海桑田、日新月异而与满清政府不可同语。无论怎么说，我不愿有这种感觉！
再过一百年，我们的子孙来到日本，如果还继续重复着梁启超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真有可能从地球上抹去了！而这恰恰又是所有爱我中华、爱我族类的人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未来。
中国正走在由大国变成强国的路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有了相对充足的财富积累，硬件设施上得很快，经济仍保持较大的活跃程度，社会需求的自组织能力超强，十三亿人的文化认同还在，加之未来三五十年，我们的民族只要把自强不息的动力再次激活，重拾向上向善的礼乐教化之道，是可以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赢得全世界尊重的。但是，我们应反躬自问的是：我们能吗？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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