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畴的文学史，其书写形态有着极为丰富的可能性。自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者秉承着各种理念和方法，逐步拓宽和完善文学史的写作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文学文化史的体认，近年来文学史的研究逐渐从以往的“作家作品论”或“史的描述”这两大体式中摆脱出来，从历史文化的视野对文学史进行研究成为当下的热点。近年来不断涌现出的“某某视野下的某某研究”，可谓是这一研究思路影响之下的产物。然而，虽有多部基于某种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迄今为止，却尚未见到直接从帝制的视角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在中国古代，以皇帝为顶点的政治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士人更是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因此，帝制的视角便成为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日本学者浅见洋二、高桥文治、谷口高志三位先生合著的《帝制下的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说》（下文简称《中国文学概说》），正是一部基于皇帝的视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力作。著者以异域的眼光，敏锐地剖析皇权与中国文学诸面相之关系，从理论视野到研究方法等方面皆给人别样的感受。
一
《中国文学概说》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统摄全书。正如浅见洋二先生在前言所说，该书“不旨在呈现中国文学史的全部景观，……而是从几个特定的问题出发，来探视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P1）基于这一研究理念，该书逻辑结构清晰，分设上下两部，共五章。
上部是从“国家与个人”的角度概述中国文学之全貌。这一部分包括“言语与权力”“私人的文学”两章。第一章“言语与权力”，从“公”（即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体系）的领域，论述为政者的权力与文学言语的关系。作者首先通过分析甲骨文、金文、《诗经》、《尚书》的言语特征，指出在中国文字文本的形成过程中，“王”占有特权的地位。接下来，作者以秦汉至唐宋的事例为依据，考察朝廷这一富有意味的权力场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第二章“私人的文学”，从“家族的表象”“少年时期的追忆”“故乡、田园及老年生活”“‘私’的极限——文学与狂气”四个方面，论述了与“公”相对的私人活动领域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以及“公”“私”之间的紧张关系。
下部是从“事实与空想”的框架来看中国文学史。“事实”可以说是“现实”，即人所见闻的世界。“这一现实在文学中是如何表现的？关于现实，哪些被表现出来，哪些没有被表现出来？在与现实对峙中，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是‘空想’。换言之，即通过语言使现实变形，或是超越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到底与什么产生冲突？或是要回避什么？以什么为目标？或将前往何处？”（P2）在此部中，作者通过“史书与小说”“家族物语”“人为与自然”三章，对这些问题做了富有洞见的阐释。
从以上概括可知，该书的著述体式体现出宏观立论与微观阐发互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在这两个问题之下，各章节又分别以专题为纲展开论述。该书的每个立论，都是以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细致解读和对历史文化的考证为基础的。如第一章第四节“文学与权力批判”，作者意在讨论“在过去中国，‘笔的力量’是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的？它与国家统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P60）在此节之下，作者分设“经典的权力”“‘讽谏’——权力的分化”“诗祸的历史”“‘避言’与‘亡命’”“移民文学”等小专题对此问题做了深细的阐述。举“诗祸的历史”一小节而言，作者认为“诗祸”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言论之间的冲突，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国家权力对言论的控制镇压，二是文学的讽谏传统对权力的分化。作者进一步以“乌台诗案”为例，对这两个方面的冲突展开了具体论述。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反对派搜集的罪证，如《王秀才居所双桧》《山村五绝》等，其中的政治批判倾向或是含混不明或是较为轻微。与之相反，未被列入罪证的《吴中田妇叹》则有直接批判青苗法的“官今要钱不要米”一句。对此现象，作者认为《吴中田妇叹》属于乐府讽喻诗，这类诗一直承担着《诗序》以来批判政治的传统，较容易被为政者所容忍。相反，《山村五绝》等非乐府诗则被视为作者表达真实心声的作品，因此很容易作为弹劾的对象被歪曲。正是基于对言语与权力之关系的宏观把握，加之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微观解读，作者对乌台诗案的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丰富并深化了读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
二
在笔者看来，该书所呈现的这些特征皆与著者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认识密切相关。可以说，文化与历史的双重思维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到著者对中国文学问题的探寻，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展开，造就了全书的学术价值。综观全篇，该书的研究特色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宏阔的文化视野与独特的切入视角的有机结合。该书的著述首先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关怀。在前言中，作者在综观古今东西意识形态与现实环境之关系的基础上，指出该书旨在阐明以文学为首的言语活动是如何给予人生存的力量。正是着眼于对“人”的关怀，作者将中国文学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体现出宏阔的学术格局。然而，中国文化内蕴深厚，千头万绪。
开阔的文化视野，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审美视角，因此该书或是能够发现一些单一视角不能观察到的领域，或是能进一步深化对旧论题的认识。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现有的研究多着眼于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而该书则从皇权的视角出发提出“图书目录其实质是对言语活动及文化学术的分类整理，而分类整理只能依靠权力进行。……朝廷的图书目录，可以说是言语在皇帝的统治之下被分门别类的最极端的例子”。（P25）正是对此权力文化的认识，作者进而对官僚文人的宿命、应制诗、宫廷文学等一些习见的问题做了新颖的阐释。比如一般将宫廷文学视为描写帝王及贵族生活的文学，而该书则提出由于皇帝的权力无所不在，因此从广义上来看，“帝制下的文学皆可以说是宫廷文学，或应制文学”。（P54）再如，关于私人领域中的诗歌写作，作者引《礼记·曲礼》“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与儒家重视丧葬之礼的双重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国古代对妻子的描述多出现在悼亡诗中。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比分析潘岳、元稹、梅尧臣的悼亡诗作，分析指出古代悼亡诗经历了一个从“公”（皇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发展轨迹（潘岳《悼亡诗》在“我—妻子—皇帝”的三重关系中，在公私抗衡的矛盾中，抒发悼亡之意；而元稹、梅尧臣则跳过皇帝一环，直接抒发“我”对妻子的哀悼之情）。正是基于皇权的视野，悼亡诗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特征才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二是鲜明的历史意识与专题研究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文学史写作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应当展现出文学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该书突破了按照朝代分期来罗列作家作品的模式，将鲜明的历史意识贯穿于各专题的论述中，形成专题研究与历史流变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比如，“史书与小说”一章，作者引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一说，认为：“小说是官方作成的一种‘报告书’‘异闻记录’，而不是‘民间故事’‘传说’‘说话’等，也不是（西方所说的）‘fiction’。”（P227）作者分析中国小说重视纪实、意在治世的文体特征，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了对六朝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发展流变的生动描述。
第三是敏锐的比较眼光。既然将文学置于历史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比较也就成为认识中国文学的一种研究思路。这种比较包括政治、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比如该书的标题“帝制下的文学史”，即得益于中日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的比较（日本古代文学具有浓厚的脱政治性，而中国文学几乎是在政治笼罩下的产物）。再如，在“‘史’为何物”一节中，作者比较分析司马迁与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关于“历史认识”的差异：前者重在“从现在走向未来”，后者重在“从现在走向过去”。由此认识出发，作者高屋建瓴地对中国史书的书写者、书写对象、书写意图、文体特征等做了深入的剖析。基于日本学者的立场，作者在不少地方还连带谈到中日文学诸现象的比较分析：比如，关于文学中的孩童形象，作者将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与日本近代小说《银匙》进行对比（P138～139）；在“宋诗的日常性”一节，作者将杨万里的《冻蝇诗》与日本近代尾崎一雄《虫之百态》进行对比。比较眼光给作者带来独特的观察视角，从而能对一些通常被忽视的问题提出更为透辟的见解。
第四是自觉的理论提升。作为一部基于文化视野的文学史著作，作者在审视文学问题时表现出自觉的理论诉求。理论是对现象的抽象或演绎，具有提纲挈领、总结提升的作用。然而将理论模式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现象中，使之圆融无碍，并非易事。该书大量地运用理论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基本上言之可信，并无肤廓之弊。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其一，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学理论之间更易找到恰当的接榫点；其二，作者擅长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将理论内涵落到实处。举例而言，在“自然与人为”一章中，作者借鉴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生活模仿艺术远胜于艺术模仿生活”的美学理论观照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时，即体现出将清晰的理论思维贯穿于细密的文本考索之中的能力。王尔德以雾为例阐述自然与艺术之关系：“现在人们看见了雾，并非因为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们已经把那种景象的神秘魅力告诉了我们。”受此影响，作者深刻地解析了左思《招隐诗》中自然与人为的辩证关系。左思诗中有著名的四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一般认为，左思在这里以山水自然的清音来抵抗人为的“丝竹”与“啸歌”，以此表现不同流俗的决心。作者探本溯源，通过对比《楚辞章句·招隐士》“丛薄深林兮人上栗”的自然描写，进而提出：《招隐士》的自然是一种令人恐惧和不快的自然，而左思的自然则是被随意变形的“理想乡”。根据王尔德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左思描绘的自然，并非自然界的自然，而是被他“创造出来”的“人为”的自然。通过此例可以看出，作者对西学理论的借鉴，并非生硬地套用，而是与绵密细致的文本解析相伴而行的，是以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认识为基础的。
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细密的文本考索，是日本学者为人称道的治学传统。近年来日本中国学研究呈现出将这一传统优势与新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的新动向。这部《中国文学概说》可谓是作者运用理论观点阐释中国文学史的又一次有效的尝试。这一研究特色，无论是从看待问题的方式还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论上，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三
如上所述，《中国文学概说》个性鲜明、成就显著。但是，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笔者在拜读该著后有几点疑问。
首先，笔者认为，在“言语与权力”一章中，作者侧重于论述作为言语文本的儒家经典与皇权的关系，而对道家一派关注不够。老子虽说“大音希声”，但其思想仍有文本可依，历代对《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的阐释亦不曾断绝。那么，道家一派的经典是如何被确立下来的？其确立过程体现了与皇权怎样的关系？道家一派在分化权力上有哪些言语表征？作者在总论言语与权力之关系时，对这些问题似乎不宜简单放过。
另外，该书中的一些具体论断也值得商榷。比如“经典的权力”一节，作者提出经典在中国文人的言语表现中占有统率地位，同时经典对言语表现也有所束缚和桎梏。在此之上，作者还谈到“中国文人几乎没有感受到这种（经典）桎梏”。（P62）
实际上，中国古代文人也有抗击经典束缚的一面，如嵇康的“薄汤武而非周孔”，李贽的“焚书说”等。又如第267页作者谈道：“（中国古典小说）与现实密切相关，它从‘史传’中寻找文本范式，看似开拓出一种富有‘寓意’的小品。然而这种小品文最终没有超越古典的‘传记’，其‘寓意’也流于琐碎，而落入文学史的‘末流’。”作者从史传的传统来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特征，可谓富有见地，然而依此将小说视为史传的附属品，将其地位断为“末流”，似乎不妥。中国古典小说有其警世、喻世的方面，然而也有这一文体独立的审美价值。明清两代更是小说的繁荣时期，小说文体在这一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美学功能，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
以上这些仅是笔者的个人之见，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总之，《中国文学概说》通过皇权的视角，在点面结合、纵横交织的动态的历史文化场中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者以自觉的理论观点、敏锐的比较眼光和细腻的文本解读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该书体现出著者以问题意识书写文学史的宏大抱负，它所揭示出的学术命题、著述方式、研究方法等，对于文学史写作这项“未竟之业”而言，都富有开拓性和启发意义。
（作者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招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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