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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6年05月01日 星期日

    一个超乎左右的鲁迅

    李春阳 《 博览群书 》( 2016年05月01日)

        一

     

        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百年中,似乎一直在改良与革命、激进与保守之间震荡。政治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左右两翼的格局。左右两种势力对立激烈,常常使两派及外围的人,忽视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在于是否承认有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目标,那就是共和理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国家。这是当初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民国的初衷,也是三千年帝制终结后中国政治的新生。这一目标,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无论保守抑或激进,皆达成共识,它是全体国人的共同目标。那么实现此一目标,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超乎左右之上的政治。

     

        章太炎是民国的创立者之一,一生忠于建立民国的初衷,鲁迅晚年重提章太炎1907年发表在《民报》上的《中华民国解》,重申它是中华民国的来源,这是鲁迅临终之前极其明确而至关重要的政治表态。鲁迅一生的奋斗和努力,文艺树人,改造国民性,皆可视作这一超乎左右之上的广义的政治运动。

     

        一个右倾的“封建余孽”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加入“左联”反抗现政权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鲁迅易于了解。真正立异的鲁迅,不易了解。

     

        立异的鲁迅,是新价值的创立者。他的生命本位主义、儿童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于言论自由的不懈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均是崭新的理念。鲁迅在当代社会的位重名高与他所创立的新价值之被遮蔽排斥,事实上已然说明鲁迅遭受的误解和被利用的尴尬处境。一种新价值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获得普遍认同,是困难的事。今天的社会比起百年前,无疑更为开放,跨文化交流亦愈加频繁,我们应比五四时代更容易接受外来的价值。

     

        二

     

        1926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社会各界曾经寄予厚望,但主其事者却没有忠于民国的政治理想。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支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下依靠武力的革命党,民国于是蜕变为党国,接下来的“清党”,逼出一个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反对派。鲁迅对国民党的厌恶,即由于清党,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从1927年起,党国建立,民国即亡。这是章太炎的看法,他遂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到了1936年,日寇的全面入侵已箭在弦上,连党国恐也难以保全了。八年抗战,带来历史的转机,左右两翼由实力悬殊而发展为实力相当,决战不可避免。

     

        鲁迅晚年的左倾,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其世界观上的转变是内因,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的做法,事实上对鲁迅起到了逼上梁山的作用。鲁迅确是反对派的同路人,虽然两者目标未必一致。鲁迅渴望的是党国之前的民国理念。

     

        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种崭新的价值,鲁迅终其一生所立之“异”,所树之“人”——一种成熟的个人观,也是一种崭新的价值。新价值能否在老社会中落地生根,是检验这个社会生机和活力的一种标准。

     

        五四那代人的世界主义情怀非常可贵,那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见贤思齐。他们把自己在异国他乡见到的任何美好的价值,皆视为自己的珍爱之物,凡邻人所具,我无不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里的人,不仅包括本国本民族的人,亦包括一切人。

     

        五四运动后的半个多世纪,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成为时代潮流,和旧时代彻底决裂,曾是年青一代最具代表性的立场。话虽然说过了头,但与社会的巨变是合拍的。应当质疑的不是这一革新的路线,而是它没能名副其实地做到他们说过的话。破旧立新因此变成了一句空话。人们于崭新价值的接受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在权势的压力之下往旧事物上面贴新标签。

     

        今天的人们不经过重估一切价值这个理性审视的判断,匆忙地颠倒过去的是与非,须知整合传统需要很高的鉴别力。鲁迅在80年前说过的话,以眼前的现实去对照,并没有过时: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所谓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智识分子,其中多少人在做粉饰自我的白蚁行为?所谓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其中又有谁流露出反抗的绝望和对自由的珍惜?

     

        三

     

        “左联”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鲁迅作为12位发起人之一出席了大会,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鲁迅在讲话开头便说,“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选为“左联”的七名常委之一,当时他们推举鲁迅做委员长或者主席,被拒绝)。此后他多次捐款给“左联”,出钱又出力,在“左联五烈士”被害之后,撰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左联”的六年,恰是鲁迅生命中的余年,由于左联的存在,鲁迅结识了许多年少的作家和文艺活动家,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柔石、白莽、丁玲等,与这些人关系比较好;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徐懋庸等,与这些人关系相当糟糕。

     

        关于加入左联的动机,鲁迅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说得明白: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加入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以外,已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华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鲁迅于左翼的理解,也与通常意义的党领导下的左翼运动有较大的差别。鲁迅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说,“就其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资产阶级文学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在今日中国,也没有资产阶级作家。”

     

        鲁迅曾说自己因为提倡白话文,所以后来不敢去见太炎先生。有趣的是,章太炎生前最后一次问起鲁迅,据载是1932年在北平为弟子讲学时一句“豫才现在如何?”大家回答:“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听后沉思了好一会才喃喃自语道:“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章太炎这里用的“误会”二字,看起来他自己的心目中,鲁迅不是左派的了。鲁迅与高尔基之间,容易被人做文章,两人主要的相似,在于身后的地位,曾经有人在文章中开列出影响过鲁迅的俄国作家名单,是鲁迅亲自将高尔基的名字去掉。鲁迅从高尔基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位出身底层的新兴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和成功,被世界文坛所接纳,但就文学本身而言,他的兴趣在果戈理而不是高尔基。

     

        四

     

        假如鲁迅活到“反右”或者“文革”,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长期纠结未及言明的痛点。问题还可以换成,假如孔子活到了明朝,面对方孝孺被戮,这位至圣文宣王会怎样呢?朱棣会看他的面子而有所收敛吗?我们相信鲁迅是不会屈服的。鲁迅的骨头硬,狱卒的铁拳更硬,这两种硬,自然完全不同。

     

        假如借用鲁迅的目光打量他去世以来中国80年的政治,我们会看到什么?这大概是鲁迅说过的最重要的话罢: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

     

        鲁迅是生命本位主义者,同时亦是个体本位主义者。他这里所说的生存、温饱、发展,是每一个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是每一个个体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需要宪法观念主张这些权利,需要成熟的法律体系保护这些权利,也需要自我以韧性的努力,捍卫一个个人基本的权利。

     

        鲁迅的生命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几乎必然导致他采取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这三项人类的基本需求,不会因文化的差别而有异,这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人权。鲁迅没有论述为什么他认为这三项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他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人性论的主张,早已深入鲁迅的心,成为他的基本信念。遗憾的是它还没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信念。

     

        简单地说,对于鲁迅而言,思想并非终极目标,目标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所在。或者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尽管多次体验挫折,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挫折而在他内心积蓄成的中国必须革命的信念。确实,青年时代的革命图景在辛亥革命的现实中崩坏之后,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新的革命的清晰图景。为了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新的图景,他太了解这个图景的脆弱和空虚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将这个目标置于心中,同时能实际推动眼前中国现实的具体的一步。而他的“转变”就是在这个“中间项”中展开的。

     

        欠缺“中间项”的思想再怎么“高尚”“明快”,也会毫无成果,而且在现实中有时会导致相反的效果。这正是鲁迅教予我们的。

     

        五

     

        活着的鲁迅,固然有三军难夺之志,对于自己的身后之名,铮铮铁骨如鲁迅者亦无可奈何。后世于鲁迅的利用,是从他的葬礼开始的,如今快80年了,鲁迅的名字早已成为箭垛,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攻击,丛集着争议和分歧,焦点之一是鲁迅的左和右。

     

        瞿秋白1933年4月所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看来鲁迅活着的时候,他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已经有如此明显的分歧了。

     

        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鲁迅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倾向,比其同代人具有优势。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思想的渊源,作品的次第,包括身后的评论争议,材料丰赡,脉络清晰。

     

        鲁迅早年的“《河南》五论”,主旨是个人主义无疑;而晚年的“北平五讲”,阶级斗争的思想显而易见,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后期的左,否定了他早年的右。相隔近三十年,时代环境变了,鲁迅的思想方法和应对之策亦不得不变。中国社会从30年代始向左倾斜,在一个右倾政府的统治下,这几乎是一个颠覆性的信号。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相差悬殊的左右两种势力似乎得到了暂时的和解,八年抗战结束,此两种势力重新公开对立的时候,已近乎势均力敌。接下来三年左右的决战,历史垂青左派。

     

        王阳明是孟左重镇,但在王学当中,却可以发展出自然人性论,它有这样的空间,泰州学派被称作王学左派,是这样的代表。清代戴震的义理之学,提供了中国本土的自然人性论极为珍贵的理论形态。章太炎是现代学术史上弘扬戴震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胡适紧随其后,鲁迅虽然没有言及戴震,但他从章太炎那里继承的许多想法,确是源于戴震。鲁迅的左派形象大抵是被后世塑造出来的,“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提法本身,就等于是说“右,还是左?”胡适本人在50年代将鲁迅视作“我们的人”,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至今还难以为人所知。

     

        中国历史似乎又一次来到了关键时刻,请鲁迅来帮助我们平衡左右,分辨方向。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让我们试图从帮助鲁迅澄清他自身的左右开始。认真阅读鲁迅之书的人,不会仅仅根据他被后人贴上的标签,而将他简单归类。

     

        本人始终相信,鲁迅只活在他自己的文字中。

     

        (李春阳,又署春阳,字东君。文学博士,任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于中国学术思想史,汉语修辞、中国传统画论均有涉猎,兼及水墨山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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