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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6年05月01日 星期日

    蒋梦麟在五四政争旋涡中

    马勇 《 博览群书 》( 2016年05月01日)

        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一件大事,这场运动虽然因政治而发生,但其结果却主要体现在教育上,这就像1898年中国政治变革的主题为新教育,并归结为创办京师大学堂一样,1919年的五四运动因北大而起,最后也归结为北大的重建。北大由此上了一个台阶,进一步巩固了其龙头老大的地位,而在这一系列变动中,蔡元培、黄炎培、胡适、蒋梦麟等都是格外重要的人物,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本文重点探究蒋梦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启蒙导师】

     

        1917年6月,蒋梦麟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涯,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为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主要传人。

     

        在国内,蒋梦麟也有非同寻常的人脉资源。1915年,随农商部代表团赴美考察的黄炎培获得蒋梦麟全程热情照顾,这为蒋梦麟回国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关系,将蒋梦麟安排至当时经营状况相当不错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一再叮嘱商务主持人张元济、高梦旦尽量照顾。与此同时,黄炎培又让蒋梦麟在自己主持的江苏教育会、职业教育社兼办社务。

     

        蒋梦麟与北大最年轻的明星教授胡适是同门师兄弟,因而教育学出身的蒋梦麟在新教育界也拥有相当分量。1919年初,在黄炎培的倡导支持下,以江苏教育会为主并联合北大、南京高师等单位创办的《新教育》正式发刊,这对于现代教育理念的传播,尤其是杜威教育哲学的推广贡献巨大。

     

        在蒋梦麟主持下,《新教育》竭力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民主理念,认同孟子的性善主义,以为教育只是让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发抒,让人类本有的善良因教育而得以呈现、发展。

     

        《新教育》的思想理念非常契合国内正在流行的新文化新思想,因而《新教育》也就与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有着一种知识上的亲近、认同、合作,蒋梦麟在《新教育》发刊不久,去北大兼任了一个教育学的教授。

     

        就职业选择而言,蒋梦麟极端享受《新教育》时代的生活,他以留美博士的身份,时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演讲。他那时的言论,大概都在强调西洋文化优长之处及其根源,并拿来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批评中国文化的不足。蒋梦麟的这一套理论受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欢迎,当然也就为另一部分人所不欣赏。那时有一张报纸画了一幅插画,一个戴博士方帽、面庞瘦削的人,满口吐出来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两个西洋名字在空中荡漾,以此讽刺蒋梦麟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

     

        这种讽刺似乎对蒋梦麟也有刺激,他开始意识到言必称希腊这条路可能走不通,因为中国人的理智,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似乎都还不够。所以蒋梦麟渐渐改变演讲策略,强调中国要富强,就要先发展工业化,而发展工业化,就必须讲究工程学,因为工程学对于工业发展太重要了。而工程学也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要根据科学。工程学只是应用科学,是要以理论科学或自然科学做基础的。蒋梦麟这样的解释,不再出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那几个希腊哲学家的名字,但其效果似乎比原来还要好,因为这更符合中国文化“重实用”的原则和传统。

     

        【无意介入】

     

        蒋梦麟对新思想的宣传,只是言论上的,并没有付诸行动,但是也必须承认,蒋梦麟以及那时新文化人对新思想的宣传,极大地激活了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的关切。

     

        当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蒋梦麟并没有介入,他正在上海与同门胡适、陶行知等一起迎接恩师杜威到中国讲学。

     

        4月30日午后,杜威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乘船抵达上海。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前往码头迎接,并将他们护送至沧州别墅住下。此后数天,他们几人陪同杜威全家在上海参观游览,并陪同在江苏教育会等处正式开讲。他们并没有及时获知北京发生的学潮。

     

        5月5日一大早,借住在蒋梦麟家的胡适正在吃早饭,突然有几位记者不请而至,向胡适、蒋梦麟报告北京的情形: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这个消息震动了上海。此后几天,罢课、罢市风潮从几个中心城市向全国蔓延,上海及其附近的一些城市随之瘫痪。在这次风潮中,蒋梦麟最初并没有因为突发事件改变自己的行程。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蒋梦麟并没有格外关注北京的学潮,更没有想到这件事会与自己有关系,甚至完全改变了自己后来的命运。

     

        蒋梦麟与北京学潮发生关系主要是因为蔡元培引起的。蔡元培为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的恩师,两人政治理念、学术理念大致相同,因而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致力于改革,北大迅即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学生也是此次学潮的中坚力量。因此之故,学潮发生后,蔡元培一方面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另一方面悄然准备辞职。

     

        经各方面通融,5月7日上午10时许,被捕学生获得释放。蔡元培与北大师生齐集红楼外列队欢迎。大家见面,格外激动,许多人哭泣不已。稍后,蔡元培给大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留下一封辞职信,并留下一封措辞含混的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个启事在北大师生中引起了震撼,特别是“杀君马者道旁儿”,甚至被曲解为指责学生误事。

     

        为平息纷争,蔡元培于离京途中致函北大学生,表示自己深信各位的行为完全出于爱国热忱,并无他意。

     

        其实,知识界对5月4日政治运动所可能产生的后遗症,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只是有的人说出来,有的人没有说出来而已。按照蒋梦麟的说法,5月4日政治运动是一场很不幸的运动,知识界尤其是学生被这个轻而易举的胜利弄得迷失了方向,以为此后的政治主动权一定都会在学生手里,动辄就要运用手中的权力,游行、示威、抗议,简直成了当时的家常便饭。北京大学的纪律、秩序,可以预见此后将不易维持,因为学生很可能因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蔡元培对学生没有一点怨言,恐怕也不合乎实际。

     

        蔡元培是民国早期最具洁癖的政治家,他之所以主动辞职也不排除他心知肚明政府会在事件平息后换人。他不愿意政府炒他的鱿鱼,因而他先炒了政府的鱿鱼。这也是一个很有逻辑的解释。

     

        10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各校推派代表至天津挽留蔡元培,并联合上书教育部,呼吁教育部接受北大学生要求。

     

        同一天,北大教职员推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教授前往教育部谒见总长傅增湘。傅增湘表示他个人诚恳挽留蔡校长,至于总统、总理的意见,傅增湘也坦率表示并不清楚。

     

        政府的暧昧态度引发南北各界的不满,各界的愤怒进而引发政府内部的紧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仿蔡元培辞职出京,次长袁希涛循例代理部务。袁希涛与黄炎培、蒋梦麟均曾共事,也是很好的朋友。12日,袁希涛致电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沈恩孚,介绍蔡校长离京后政府的应对尤其是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挽留蔡校长的诚意,请沈恩孚向蔡校长表达这个意思,并请沈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这是五四运动发生后,蒋梦麟正式介入这场纷争的开始,并渐渐成为主角。

     

        【再陷僵局】

     

        5月17日,蔡元培在一片挽留声中悄然抵达上海。18日上午,蔡元培召集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商量,决定给徐世昌、钱能训、傅增湘发一份电报,从电文看,蔡元培大致接受了政府的挽留,至于如何行动,且看政府。国务院、教育部都迅速回电,表示请蔡元培继续主持北大。

     

        从双方电文看,学生运动引发的危机应该可以平复了,蔡校长应该可以很快返回北大,继续履职。

     

        然而,就在一切仿佛已经确定的时候,蔡元培突然变卦。5月26日,他决定不回北大了。蔡元培为什么突然反悔呢?其实在蒋梦麟24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就有一点意思。蒋梦麟一方面劝胡适等人委曲求全,保全北大,另一方面怀疑北大最终还是保不住:“如你看来大学有不能保存之势,也要早些写信给我。我们可以早些儿预备你们来上海。”究竟是蔡元培的犹豫影响了蒋梦麟,还是蒋梦麟的担心影响了蔡元培无可考,总之,已经答应复职的蔡元培决定不再北上,他不想回去不久依然将面临北大撤销或其被免职的尴尬。

     

        蔡元培不愿就此复职北上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一轮抗议。6月2日,北大学生张国焘等在市区讲演时被逮捕。第二天,北京各校学生游行示威,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又有四百余人被捕。6月4日,军警又拘捕学生七百余人。北大成了一个庞大的“临时监狱”。6月5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向警察厅自请入狱,北京教育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学潮还引发了社会混乱,这一天,上海市民开始罢市,标志着学潮有向社会蔓延的趋势。

     

        尽管如此,政府并不打算对学生让步。6月5日,内阁会议决定批准蔡元培辞职,并决定由胡仁源继任。

     

        但是效果适得其反,北大师生由此更坚定了挽留蔡元培的信心,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社会各界呼吁,而蔡元培也适时于6月15日再发不肯回任的宣言。

     

        蔡元培不愿再回去了,学潮、政潮会就此结束吗?

     

        【一个聪明的替代方案】

     

        政府期待尽快平息学潮并不是坏事,也不存在将矛头对着蔡元培的问题,只是智慧太弱。

     

        实际上,政府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并不难。知识界不是一直呼吁蔡元培复职吗?蔡元培不是因为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吗?那么为避免冲突,政府如从蔡元培方面选择替补者,事情或许就那么简单。比如蔡元培离校时委托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再比如从北大评议会、教授会中选择一个与蔡元培有比较密切关系的新派人物如胡适,应能很快平息风潮。然而政府不愿再任他人,乃循北大师生之请,以挽留蔡元培为第一选择。6月17日,派教育部徐鸿宝秘书专程前往杭州面商迎接。

     

        政府此时希望蔡元培北上复职是真诚的,但在法律上还存在一层障碍。教育部6月17日训令中调胡仁源到教育部任职,但大总统徐世昌先前发布的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的命令并没有撤销。而且,在蔡元培的党派意识中,总觉得安福系那帮人与他过不去,时刻准备“倒蔡”,因此蔡元培确实不想复职。20日,蔡元培复电国务院、教育部,表达了这层意思。

     

        蔡元培有自己的考虑,有法律依据,但这种坚持并没有坚持多久。6月2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康宝忠、马叙伦致电蔡元培:

     

        号电闻部已代复,仍坚挽留,勿再辞。君默、幼渔祃日南谒,当能接洽。(《蔡元培年谱长编》,P218)

     

        “祃日”为22日电报韵目代码,也就是说,当康宝忠、马叙伦6月24日致电蔡元培的时候,沈尹默、马裕藻已到了杭州或正在路上了。据蔡元培记载,他于6月26日进城,晤学生代表狄福鼎、李吴桢,又晤沈尹默。28日,又进城,晤马幼渔即马裕藻、徐森玉即徐鸿宝,又晤李吴桢、狄福鼎。

     

        徐森玉即徐鸿宝,为教育部秘书,是教育部派来专门迎接蔡元培的。沈尹默、马裕藻为北大、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狄福鼎是江苏昆山人,李吴桢也是江苏人,他们两人此时都是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比较活跃,所以被推为南下请求蔡元培北上复职的代表。他们在与蔡元培见面时,反复劝说蔡元培打消辞职念头,尽快回京复职。

     

        在各方劝说下,蔡元培心情大为好转,准备回京复职,所以蒋梦麟在6月28日复胡适信中,明确告诉北方朋友,他24日刚从杭州见过蔡元培回上海,那时蔡元培似乎对是否回京复职还有犹豫,但在各方不断劝说下,蔡元培终于来了信,表示有回校的意思。照蒋梦麟看来,蔡元培终究是要回北大的,所以蔡元培对胡适等一班朋友在他离开北大那些天里辛苦维持心存感激,同时也劝胡适等人不要着急。言下之意,回北大复职的大原则可以定下来了,但怎样复职似乎还没有想好。

     

        蔡元培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他之所以放弃辞职想法,也与胡适来信指责有关。胡适信批蔡元培一走了之太不负责任:一是一大批朋友先前看在蔡元培分儿上制定有五年十年计划,现在忽然一抛,太不负责;二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邀请杜威来讲学,现在蔡元培不辞而别,让留在北大的朋友很尴尬。

     

        胡适的指责并不涉及私德,所以蔡元培看后并不生气。他除了为自己辩解外,也不能不考虑到胡适等一班朋友的感受,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这大概也是蔡元培决定复职的原因之一。

     

        现在有足够证据表明蔡元培决定复职。但对于怎样复职、何时复职,蔡元培还没有考虑清楚,至少到目前为止,蔡元培复职还没有蒋梦麟什么事。

     

        6月29日,“小诸葛”汤尔和抵达杭州。汤尔和与蔡元培关系密切,他的主意往往被蔡元培接受。

     

        连续多日讨论特别是汤尔和到来,大致趋势已不会有多少改变。但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蔡元培虽答应放弃辞职,但一来他的身体情况确实不允许立即赶回北京;二来他先前信誓旦旦表示决不回北大,因此也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时机、面子。所以,汤尔和在说服了蔡元培放弃辞职,同意回京复职后,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蔡元培答应回北大,但并不需要他立即去,而是派遣蒋梦麟暂时赶去代理。

     

        于是,汤尔和与蒋梦麟谈及“遣代”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去管理北大,蒋梦麟似乎并无足够思想准备,即以上海工作太忙而拒绝。

     

        上海工作对蒋梦麟来说确实太忙,但最重要的还是蒋梦麟并不想现在去北大。试想不久前蒋梦麟还对胡适说如果北大不幸解散后怎么办,在北方教育界眼里,南方教育界,尤其是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似乎始终对北大不怀好意。现在因蔡元培辞职引起风波,结果由蒋梦麟去掌管北大,这不是使那些谣言成了真的事实了吗?所以,蒋梦麟唯一的选择是婉拒。

     

        可惜蒋梦麟的理由实在不过硬,所以当汤尔和劝他半年留京,半年在沪,可兼顾而不致偏废时,这些理由也就不成立了。蒋梦麟开始考虑汤尔和建议的合理性、可行性。

     

        从蔡元培的立场看,蒋梦麟是可以信赖的学生,在教育界也有丰厚的人脉资源,黄炎培、江苏教育会等皆是。蔡元培接受汤尔和的方案后,即约请蒋梦麟从上海到杭州面谈。13日,蒋梦麟到杭州。14日,蒋梦麟冒雨陪同蔡元培游花坞,蔡元培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讲了这个方案。

     

        之前,当汤尔和刚刚想出这个主意后就与蒋梦麟谈过,蒋梦麟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都被汤尔和一一化解,所以这一次蔡元培直接出面谈,蒋梦麟应该一点都不会感到吃惊,他们所谈只是具体细节,以及到北大后应该怎样应付等问题。这一次,蔡元培谈得似乎很高兴。当晚,蒋梦麟、汤尔和与蔡元培共进晚餐。至此,蒋梦麟“遣代”问题终于说定,蔡元培决定请蒋梦麟作为他的代表,替他回校办事。蒋梦麟稍经思考,提出两点要求请蔡元培同意:

     

        一、只代表蔡元培个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二、仅为蔡之督印者。

     

        对于蒋梦麟的两点要求,蔡元培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因蔡元培辞职而引发的风波终因蒋梦麟“遣代”而结束。由此,北大渐渐地由蔡元培时代向蒋梦麟时代过渡。而蒋梦麟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又不能不追溯到五四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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