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1896年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为近代中国新学勃兴之嚆矢。兴学强国，帆举浪涌，披荆斩棘，志在绝巅，其问世未久，即成为海外享有盛誉，国内具有领衔地位，理工管三足鼎立，“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一座工业大学。1921年命名交通大学后声誉尤著，是钱学森、张光斗、罗沛霖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读书与成长的摇篮。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学校亦曾走出白雅余、黄炎培、邹韬奋这样的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时代巨子。
在交通大学问世几近60年后，1955年上半年，中央做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30日当天，二办主任林枫就表示同意此件内容，并特别点出交大迁校问题，报请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审阅。陈毅4月2日作了批示，并送陈云副总理审核。4月7日，陈云副总理表示同意高教部党组意见，并请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四位书记处书记审阅后退周总理。这样就有七位中央领导人在短短几天内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是年6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其中就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全党。
1956年8月10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交通大学来说，却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负行李，冒着酷暑，心情激动地会集在徐家汇车站，在上海人民群众热烈而依恋不舍的欢送中登上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掀起高潮。
交大迁校处于一个鼎新革故翻天覆地的时期，正值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历史阶段。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全国展开。而与此同时，朝鲜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台海形势依然十分紧张，东南沿海一带必须加紧备战，为此提出“沿海紧缩”的措施。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大发展的奠基之作——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大多部署在内地，铁路新线建设的半数任务，以及工业投资的1/3安排在西部地区，加快开发和建设大西北逐渐形成热潮。
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它鲜明地揭示了西迁创业的主题。正如师生员工一步步深入理解和认识的那样，交通大学的西迁，绝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事件，更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层面上审时度势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以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为首的全校师生员工，把国家民族的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实际行动向祖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接到中央指示的当天，迁校工作就已经开始部署。一个月后，西安新校选址即告完成，半年后全面展开施工，一年后新校舍就已经可以接纳师生员工了。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古城西安，借用当时最豪华的人民大厦举行了开学典礼。此时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而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从上海每天有约150吨物资运抵西安。
彭康是交通大学西迁的核心人物。他准确领会中央精神，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既大力加强组织宣传工作，又充分发扬民主，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但出色地领导了整个西迁工作，更把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献给了西迁后的交大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任副校长的陈石英，1917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即执交大教鞭，是德高望重的学校元老，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对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不顾65岁高龄，毅然出任迁校委员会主任，前后数年奔波操劳，付出艰辛努力。苏庄原在高等教育部任副司长，迁校前夕调任交大副校长，一到校就在彭康领导下，具体组织开展迁校工作，1956年8月10日开往西安的专列即由他带队。张鸿副教务长在迁校大部队出发前20天，就已经先期到达西安新校安排教学任务，为9月份全校新生以及二年级学生在西安开学做好一切准备，并亲自承担数学大课教学。陈大燮教务长是迁校委员会副主任，在完成1956年招生任务后即前往西安开展工作。他在西安举行的首次开学典礼上说：我是交大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的同学上好课。迁校后陈大燮、张鸿都挑起了副校长的担子，成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卓越的领头人。任梦林总务长一接到迁校指示就前往北京请示具体事宜，继而到达西安担任建校总指挥，在选定校址、规划、征地、建设、搬迁、安置的整个过程中，付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为成功迁校提供了第一流的后勤保障，使西迁过程中的后勤工作成为交大人永久学习的典范。
人们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来概括交通大学西迁精神。这16个字镌刻在西行的逶迤征途上，是老一辈交大人用一腔热血写成的。
人们看到，始终走在交通大学西迁最前列的，正是那些声望高、影响大的老教授。65岁的程孝刚和钟兆琳先生同为一级教授、系主任，从跟随彭康校长踏勘新校址那天起，就认定了西迁这条路，是交大西迁最坚定的支持者。只是由于程先生所在的运输起重系根据实际需要，后来又从西安迁回了上海，且程先生被任命为上海部分的副校长，最后未能在西安工作，但他的精神已深深感染了全校。钟先生历来被称为天才型的教授，30年代即担任久负盛名的电机系主任，是钱学森在国内最钦敬的两位大师之一（另一位是陈石英），也是开启我国电机制造业的工程巨子。但最令人感佩的，则是他高远的志向和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在当年日寇兵临交大校园的紧急关头，他为抢运出教学实验设备，最后一个撤出校园，险遭不测。年年大学生欢送会上他的一曲《毕业歌》，不知激励了多少交大学子！他虽然自幼生长在江浙，却对开发建设大西北极为热忱，双手赞成举校西迁。妻子卧病在床，他就一个人来西安，天天吃集体食堂，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动力机械系主任朱麟五，副主任张景贤、陈学俊，齐心协力忘我工作，发挥学术带头人作用，为交大搬来最完整的一个系。各专业学科的主要带头人，包括黄席椿、沈尚贤、严晙、陈季丹、周惠久、赵富鑫、殷大钧、朱公瑾、徐桂芳、孙成蟠、张寰镜、陆振国、吴之凤、吴有荣、江宏俊、徐桂芳、顾崇衔、张景贤等几十位教授，成为西迁的中坚力量，走在年轻人前头。不少先生去往西安前都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廉价处理掉在上海的住房和资产，义无反顾，慷慨西行。多年后，江泽民同志曾专门提起这件事情，并为他的老师沈尚贤教授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电子工业乃前贤。”
人们看到，团结在迁校旗帜下的师生员工越来越多。到更艰苦也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许多交大人看来是光荣的，应该带头。沈尚贤先生不但自己带头报名来西安，还动员在交大担任讲师的妹妹一家都到大西北创业。他的妹夫陈国光是一位攻读无线电专业的留美学者，本来在上海一家有名的企业负责技术工作，是很受重用的高层管理人员，这时在他的感召下毅然调入即将西迁的交大，成为迁校大军中的一名骨干。沈云扉先生乃同济医学堂出身，早年参与创办南通医科专门学校、同德医科专门学校和同德医院，以品德高尚和医术精湛蜚声沪上，后与侄子沈伯参一同担任交大校医，是历届师生最感亲切的两位大夫。迁校时云扉先生66岁，已是举校最年长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大家惊讶的注视下，他和侄儿一同报名赴西安。彭校长再三劝他留在上海，他却微笑着婉拒了。他发表的词作：“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读之令人赞叹。
人们看到，交大年轻教工和学生们热情极为高涨，赋予迁校建校强大的青春活力。20多岁、30岁上下的青年人是教师队伍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打起背包就出发，很快成为西安交大教学科研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后来在他们中间涌现出国内外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陆续当选两院院士的就有9人之多。1956年3月，大规模迁校半年之前，大学生们就跃跃欲试了。电制53班首先发起“跑西安”活动，得到全校热烈响应，在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同学们于晨练中跑完上海至西安的里程，40多个班级在“西安”胜利会师。而西迁列车上，大学生们唱得最多的一首歌就是那首《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期盼早日抵达目的地，早日学成本领报效国家。1956年毕业的大批高中毕业生，正是由于交通大学迁往西安而纷纷报考这所学校，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在西安报到，投入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火热生活。1954级学生本来已确定在上海毕业，并没有西迁任务，但大家强烈要求到西安去，最后是在西安领到了毕业证书。
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一所庞大的60年老校路途迢迢地向西行进，竟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快捷有序，精确到位。在抵达新校园时，图书资料、机器设备件件完好无损，教学用品全部在学生到达前搬运就绪。每个家庭的所有物品，都有人精心打包，安全运出，而当师生下了火车走进西安新家，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给你摆放到位，打开就能用了。这与当年抗战胜利自渝返沪的搬迁之难（图书资料运到竟在一年之后）、损失之巨（大量贵重设备和资料因翻船沉于江底）形成鲜明对照。这一过程其实并不简单，其中不知融入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机关工作人员，后勤职工们，本身要举家西迁，但他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整个学校建好，从上海完完整整地搬过去，同时他们还要使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老师和同学们，一下车就倍感亲切和温暖，从此安心在西安校园扎根。当时全校后勤职工不过几十个人，又没有什么临时工，找不到任何可以借用的力量。大家夜以继日地奔忙在上海、西安两地，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一天当几天用，有的同志累得昏倒在岗位上，爬起来接着干。
人们同时还看到，交通大学西迁作为国家行为，在西安、上海两地得到最强有力的支持，两地党委和政府，包括各级负责人都付出了巨大心血。同时，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也相应开展大量工作，确保交大成功西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得到生动体现。上海先后调动了大量车皮，安排一趟趟专列运送西迁师生和物资。上海还动员服务业职工随校西迁，从点点滴滴入手，解决师生员工生活上的难题，交大俨然成为西安“小上海”。在西安，征地、规划、施工、安置一路绿灯，市里所有的大米、水产品首先供应给交大师生。与繁华的大上海相比，古城西安的确要艰苦得多，简陋得多，处处陌生，样样不习惯，但人民群众那种极为淳朴、发自肺腑的热情感动了所有的人。
西行列车一往无前，而其道路也并非处处平坦。
当年的陇海线与今天不同，列车途经南京要通过轮船摆渡过江，这似乎预示着扎根西安也需要经过一段曲折。人们注意到，1957年5月至6月间，西去的列车忽然暂停装运，西安校园建设也一时失去往日的喧闹。原来，在这一年“大鸣大放”的气氛中，出现了对交通大学西迁必要性质疑的声音，“上海更需要交大”的意见也多了起来。交大到底要不要迁，迁得动还是迁不动，能不能克服所谓的“水土不服”，这本来是事实已经回答了的问题，这时却又成为讨论的焦点，并影响到整个西迁工作。
现在回顾历史，实事求是地看，人们所产生的担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交大这所学校充满深厚感情，衷心期盼她发展得更好。呼吁交大仍留在上海，也是寄希望于上海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况且1956年下半年之后，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改变紧缩方针，加快沿海老基地建设，带动整个工业发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而当时的上海还只有交大、同济两所多科性工业大学，交大西迁，则必须再建类似高校。于是有人就说：既然如此，交大何必有西迁一举？
为此，交大西迁问题作为一个特例，1957年5月提到了国务院的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研究解决。总理把交大校领导和教授们请到北京去，连夜听取意见，详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几次召集会议予以深入研究。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总理高屋建瓴，提出解决这一问题最基本的原则：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一切应从团结出发。
人民敬爱的好总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充分相信交大师生员工。对迁校问题他并没有直接作结论，而是提出不同的方案，请师生员工充分讨论。他提出，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坚持搬西安。这是立足于长远，存在的困难可以逐步改善。总理说：“如果大家能接受，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另一种，如果实在搬不动也不必太勉强，但即便如此，仍然要和支援西北结合考虑。其中还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第一方案，高的方案，就是要在西安多留专业，发展新兴专业。他特别指出，交大将来更有前途的发展是在西北，因为她是与新的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总理温暖的言语中闪耀着启人心扉的哲理，他所讲到的“中国革命发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太舒服不能锻炼培养青年”“我们是集体主义者，必须从全面着想”等，在交大人心中激起波澜。
1957年6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交大西迁专题会议，并发表关于交大西迁问题的重要讲话后，周总理专门委派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等分别到上海、西安，深入师生员工，面对面听取意见，与学校共同解决好迁校问题。同时上海、西安两地的主要负责人也做了大量工作。中央精神的传达统一了校内外认识，交通大学西迁方针坚定不移地得到贯彻。同时，根据当时西安、上海两地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具体方案也进行了适当调整，这就是高教部在充分征求学校意见后，1957年8月4日呈报总理的文件中所提出的：“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两部分根据西北及上海地区的需要，各担负不同的任务。西安部分的任务为：完整地设置机、电方面的主要专业，逐步添设新技术和理科方面专业，并发展成为理工大学；它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数量。上海部分的任务为：办好机、电各专业，着重提高教学质量。”对此周总理批示：“请即明令公布，以利进行。”
峰回路转，车轮飞驰。原本就蕴积在师生员工中的积极性再次喷发，迁校工作又大步向前推进。到1958年暑期，除造船系、起重系外，动力系的全部和机、电各系大部陆续迁至西安。全校70%以上的教师，1954年、1955级80%以上的学生，1956年入校的全体学生，生活在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全部历史档案，都相继运抵西安。交通大学主力西移，周总理提出的“高方案”圆满实现。在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由彭康校长实施统一领导两年之后，根据新的发展实际，1959年7月，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个部分各自独立成校，分别成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成为当时全国16所重点大学中的两所。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由中央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召开全校大会对师生们说：一个大学变为两个大学，这是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也有利于今后继续发展。西安交大在国家建设中要起到应有作用，要立志赶上世界上那些有名的大学。
这就是交大人的胸怀！
肩负无比光荣的使命，脚下的路却极为艰辛。草创时期的西安交大校园生气勃勃，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下课去食堂要翻一条大沟，开会要坐在四面透风的草棚大礼堂里，冬天的大教室要靠一个小炉子勉强取暖。校内的路还没有铺好，到处都是泥土，雨雪天泥泞不堪。晚自习后常常迷路，现在10分钟轻松走到的路程，当时竟要绕一个小时才能抵达。校园野草丛中兔子乱跑，入夜有狼叫。校门口来去的多是马车驴车，进城是一条疙疙瘩瘩的石子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洗脸水得到工地上去端。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生活中的困难更加突出，一时间连吃饭都成为棘手难题。但与此同时，沉睡千年的唐代皇家园林的旧址上，一栋栋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一项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一个区域巧妙设计、分布合理、气势恢宏，全国堪称一流的现代化校园拂去面纱，展现在人们面前。从南方运来的大批花木装点了西安的风景，校园风光赛过公园景色。而最重要的是，在大西北和中西部工业方兴未艾强劲发展的态势下，学校机、电、动老专业传统优势得到全面发挥，焕发出巨大的威力，同时工程力学系、工程物理系、无线电系和一批反映当时最新科技发展的新专业相继建成，并设立了第一批15个研究所，新建实验室的面积三倍于迁校前，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学校事业，使她成为祖国西部一颗璀璨的明珠。
担任过上海市长，后又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当年是深为赞同交大西迁的。他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迁校对不对，10年后作结论。
1956年开始迁校，到1966年恰好10年。这10年间学校输送毕业生1万余人，为新中国成立前53年总数的一倍。毕业生质量过硬，在高校中是有名的。科研更是异军突起，由周惠久院士领衔完成的金属材料强度理论与实践成果进入全国高校“五朵金花”之列。当时的西安交大，已经被认为创造了交大有史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很可惜，1966年骤然兴起，史称“10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阻滞了交大前进的道路。
迁校的第三个10年，西安交大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单位——全国共有5所大学，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获得这一宝贵机遇，开始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
在来到西安的第四个10年，西安交大作为带头高校之一率先开展“211”和“985”工程建设，特别是与清华、北大等9所全国最优秀的学府一起，成为“985”工程建设第一层次的大学。
迁校的第五个10年，西安交大与原属卫生部之西安医科大学、原属中国人民银行之陕西财经学院实施合并，全面推进学科调整，成为一所具有理工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而到了迁校的第六个10年，西安交大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先后以第一完成单位主持国家“973计划”项目14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600余项，承担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300余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34项，居全国高校前五位。
10年前的2006年4月9日，教育部曾在交通大学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时任教育部长的周济院士在讲话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西安交大秉承“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育人传统，坚持立德树人，杰出和优秀人才不断涌现，西迁后当选两院院士的校友已达28人。自1959年正式定名西安交通大学以来，已累计为国家培养大学生23.6万余名，其中在西部工作的就有近10万人。
2015年5月，西安交大在古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上，向全世界的大学发出倡议：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首倡“丝绸之路学术带”，共同推动全方位合作。目前已有全球27个国家的近130所大学加盟。当年8月，以西安交大为中坚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建设也风生水起，交大人要在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建一个西部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实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新企业孵化和规模产业核心技术的源头供给，奋力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个以探索21世纪中国一流大学新模式的创新港湾，正在由蓝图变为现实。
（作者系西安交大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档案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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