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坛已走过六十余年，有过低谷，有过高峰，有过喧闹，有过沉寂。在这其中，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突破重重阻力，文坛开始步入正轨。《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就是以第四次文代会前后的文坛境况为切入点，抚今追昔，写了八位新中国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沉浮，真实而冷静地描绘了新中国文坛前三十余年的波谲云诡、万千气象，以及这些举足轻重的文坛“执牛耳”者在大的时代变动中的人生抉择与心路历程。通过与他们的亲身交往以及大量的史料爬梳、多方求证，作者沉静客观地描绘了这八位文坛“掌门人”在上世纪80年代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
“书生作吏”：生命的悖论
八位作家，在上世纪30年代都是不折不扣的书生，他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等，大多曾名噪一时。巴金的《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至今仍是传世的经典作品。后来他们参加革命，逐渐开始褪去青春的色彩，变得成熟老练，身上多了更多的色调。
作为左翼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领导岗位，在文化部、作协、社科院文学所等成为“当权者”。被时代所裹挟，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走上了一条近乎相同的道路，承受了共同的荣辱沉浮。但这并非他们的初衷，因为他们原本性格不一，更多时候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与服从，才毅然决然地承担了历史的重担。
在漫长的“作吏”生涯中，他们一方面努力履行着自身的职责，另一方面却为无法继续创作而苦恼不已。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周总理问起荒煤的年龄，荒煤脱口而出：年过半百一事无成。多么坦诚，却又多么悲凉！
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他们来到了生命的末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真诚面对历史。巴金写出了《随想录》，夏衍创作了《懒寻旧梦录》，周扬真诚地向过去道歉忏悔，并与夏衍、荒煤、冯牧等人极力保护电影《太阳和人》，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荒煤写了《阿诗玛，你在哪里？》，为演员杨丽坤的平反做出了努力。沙汀、许觉民、冯牧等人也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为新时期文坛发展保驾护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
然而，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却也是悲剧的一代。曾经满怀着热情奔向革命，孰料却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被侵蚀得遍体鳞伤，最后留给他们的是衰弱的病躯与痛苦的灵魂，甚至还有后人的误解与苛责。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写出了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文人的生命悖论。透过重重历史迷雾，作者向我们再度诠释了“书生作吏”这一历久弥新的主题，写出了这八位“掌门人”内心的痛苦与纠结，更呈现了历史一步步走来的艰辛与曲折。
“温度”书写：来自“身边人”
作者曾为文化部前副部长陈荒煤的秘书，与这些昔日文坛“掌门人”都有过交往，因此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真实史料，书中鲜为人知的史实随处可见，很多更是首度披露。比如周扬对自己“十七年”中所犯错误的概括、夏衍等人围坐一团关于“30年代”的率真聊天、何其芳的那段少为人知的美丽故事、荒煤在长安街发出的那声长叹、晚年巴金与女儿李小林的沉重对谈等。这些点滴细节，极大改变了我们对原有历史的模糊认知，很多困扰我们已久的文坛谜案有了更加准确的答案。
这本书更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记忆与现有史料里面，而是花费很大气力循着记忆的线索多方求索，寻找佐证，力图真实客观还原他们的人生轨迹，尝试走入他们的内心。因此，最终呈现的这八位人物是与既有的“定论”不一样的。尤其是周扬、沙汀、何其芳诸篇，更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清新：周扬“文革”结束后不遗余力，努力团结众人奋发有为、呕心沥血，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沙汀与生俱来的“硬气”与执拗，雎水关十年的困顿换来了一生的“收获”，晚年失明后仍笔耕不辍，抓住宝贵的时间努力写作，写出了《木鱼山》《红石滩》等作品。正如书中所写：“现在，他终于有了一生中期盼的最充裕的时间！”
这八人当中，何其芳其人尤其引人深思，何其芳近乎诗一样的人生，何其芳到了延安，很快融入到那火热的生活中去，并最终成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典型”。从此，写《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的诗人何其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忠诚于领袖的党的文艺理论家。他对领袖的崇拜自延安始，终至一生不曾改变，《毛泽东之歌》是他留给世人的绝笔。“文革”中被下放劳改，养猪也是兢兢业业、极其认真。“文革”结束不久他就去世了，这让他的一生更加充满了问号。
书中写出了何其芳的“柳树的性格”，写出了他对领袖的终其一生的崇拜与追随，更通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呈现了何其芳深藏于内的柔软心绪与诗人性情。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故事中的何其芳的形象是久违的，是与人们印象中的何其芳反差巨大的。作者小心翼翼地写出了这段“青春的故事”，因为这段往事是何其芳不愿让人提及的，但这段故事中的何其芳却恰恰才是真实的自己。“他们一起谈诗，谈论写作；一起划船，一起散步，一起坐在公园参天的古树旁看蓝天上静静飘着的云朵……她说，何其芳为她写作的第一首诗是《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风雨》，还有《听歌》——那两首诗几乎是何其芳五六十年代唯一的不为时事写作的抒情之作。”《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风雨》中我们不常看到的“忧伤”的何其芳：
有一个人是这样忧伤
好像谁带走了他的希望
是什么歌声这样快乐
好像从天空降落到他的心上？
《听歌》则写出了“青春”热烈的何其芳：
呵，它是这样迷人
这不是音乐，这是生命！
这该不是梦中所见
而是青春的血液在奔腾！
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人物的侧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让我们最大可能地接近书中的这些人物。正如历史是立体的，身处历史中的人也是多面的。周扬有其“文艺沙皇”的一面，也有其痛苦无力的一面。夏衍有执拗，也有反省，写过《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的固执小文，也写过《懒寻旧梦录》这样的生命大书。他们并非非黑即白，他们身上有着太多谜题，有太多的不可理解，这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魅力所在。因此书中的人物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温度的普通人。
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
书中的八位人物，因其举足轻重的文坛地位，他们都与新中国文坛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因此，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有很多的谜团待解，也颇有争议，其中尤以周扬为甚。书中花费了很大的笔墨写周扬这一人物，因为他是左翼文坛的“领导者”，他是新中国文坛的“文艺沙皇”，他是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罪人”，他是“文革”后真诚忏悔的“觉醒者”。他是新中国文坛前三十余年风起云涌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是若干重大运动的领导者。作者写周扬，有出于“同情之理解”，也有淋漓尽致的揭露，秉笔直书，尽可能挖掘周扬坚硬外表的柔弱内核。
书中写周扬，重点写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30年代、延安时期、1964年文化部“整风”、“文革”后。每个阶段用力不一，着墨不同，对周扬的是非功过不粉饰、不避讳。30年代的周扬是鲜明真实的，夏衍记忆中的周扬是这样的：“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这是周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潇洒”时光。后来的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让人捉摸不透，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很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正像荒煤所言他“只谈工作，从不谈心”。
身处延安时期和文化部整风运动中的周扬，俨然变成了政治的化身。书中写到延安抢救运动，周扬在大会上宣布：一定要把抢救运动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鲁艺全是特务，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我也能战胜你们！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为了紧跟领袖的意志，完全不顾他和夏衍、荒煤等人的情谊，甚至一直瞒着他们，以致被蒙在鼓里的夏衍气得破口大骂。历史漩涡中的人们，在面临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时，往往会变得更加现实。当时的周扬便是如此，他曾有过“舍夏保陈”的想法，但陈荒煤却不答应，勇敢地与夏衍一起承担，共渡难关。
“文革”后，周扬逐渐地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开始真诚地为过去的荒唐行径忏悔。第四次文代会上，作者亲眼看到了周扬真诚的泪水。新时期文坛出现纷争时，周扬更是多次在自己家中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努力地团结各方力量；面对可能出现的政治批判，他更是自觉出面保护影片《太阳和人》，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可谓是用心良苦。至于后来周扬在批判中倒下，以致一病不起最终离世，则是为他的充满争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
往事如烟，书中的人物早已成为故事，他们的命运沉浮，他们的荣辱成败，也最终留在了过去的时空。真诚地面对他们，面对他们背后的那段潮起潮落的历史，反思并从中汲取力量，或许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最大价值。
（作者为《新文学史料》杂志责任编辑，副编审，《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一书的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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