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歌:
好！
我决定继续以写信的方式谈谈我对大作《一嘴泥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的感受，就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致信拉萨尔或哈克奈斯那样。这样，我们就都抬高了身价，哈哈。
记得我第一次读完《一嘴泥土》的时间是2014年6月17日，当时便写了个千把字的邮件，谈我的感受。但那一次读的是尚未发表的电子版，这一次读的当然是印成铅字的书。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路遥文学奖”的评委老萧去年提醒过我，说读电子版和读纸版，其感觉是大不一样的。他觉得我之所以会形成先前那种感觉和判断，便是读电子版的缘故，自然也就不足为训。他的潜台词似乎是，只有经得住纸版检阅的小说才是好小说。所以，这一次读纸版，我还真想看一看两者究竟有何不同，他说的是否有道理。
经过二次阅读和一番比对后，我觉得他说得既有道理也没道理。所谓有道理，是因为数码时代的阅读往往是性急滚鼠标，草草翻屏幕。它甚至已非一目十行，而是一目满屏，几眼完事。结果快速浏览者多，沉潜把玩者寡矣。但老萧的顾虑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我查了下记录，上次读电子版，用了一晚上、一下午和一个白天的时间；这次读纸版，则是整整两个白天，与上次的阅读时间基本持平。这部小说电脑的统计字数将近19万字，印成书后“膨胀”成将近25万字。粗粗算一下，若一天除去吃喝拉撒睡，我应该有10小时的阅读时间。这意味着我的阅读速度是每小时一万字，一天10万字左右。以这样的速度读小说，我自认为无论是电子版还是纸版，读得都还算是比较细的。
所以，这一遍读，对我来说既是印证——印证我此前的第一感觉与判断是否准确，也应该是反思。此小说被两位“路奖”评委审读之后，他们质疑的幅度似乎不小。我当初把他们的意见原封不动地转给你，也是想让你听到更多的声音，所谓兼听则明。我觉得尤其在你创作的起步或起飞阶段，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有好处的。但说心里话，他们的质疑又让我不敢苟同。虽然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的阅读，但当他们的判断与我的判断距离较大时，我需要反思一下究竟是谁出了问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结果了。我觉得你的小说没问题，我的感受也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他们那里。所以第二遍之后，除了我要重复先前形成的那个判断——这是一部“高大上”的作品，同时我还想再强调一句，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小说品质的作品。但为了说清楚我的判断，这一次我得从容道来。
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你这部小说其实是没有多少故事情节的。小说从王大虎大学毕业离开那所大专院校起笔，接着就进入到王大虎一家在柿子沟的生活之中：母亲叶好永远打着嗝“张结”着——洗衣晒粮蒸馒头，父亲王龙永远带着三个儿子忙碌着——开着那辆破破烂烂的四轮拖拉机，装沙送沙，清理结土，开山修路。后来，见过世面的奎叔要找人去鉴定王龙发现的所谓钻石，小说增添了一个人物；再后来，老态龙钟的爷爷王荣被接进沟中，小说又增添了一个人物。而在大虎对爱情的追忆或向往中，安忆和李文华也不时出现在他的想象中，但她们只能算作甫一亮相旋即消失（安忆）和从未出场（李文华）的幕后人物。主要人物就这么多（六七个），情节就这么简单（多拉快跑送沙忙），叙述的时间也这么短（一个月左右），但为什么你却能把故事讲述得如此跌宕起伏？除了这个简单的情节框架，还有什么东西进驻了你的小说？
我觉得是描写。记得上次阅读时我就意识到描写在这部小说中的重要性，但我当时并未深究。而这次，我则想到了“厚描”（thick description）——当文学写作教科书中一般意义上的描写已无法概括我的感受时，我只好被迫启用文化人类学发明的这个术语了。在我们翻译你也读过的那本《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查尔斯·E·布莱斯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厚描是这样被定义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发明的术语，经由文化诗学引入到文学批评。文化诗学批评家用该术语来描述那些在任何文化实践中都会出现的、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通过聚焦于这些细节，文化诗学批评家认为他们能揭示在某种文化中正在起作用的内在的矛盾力量。”（P431）在这个定义中，呈现细节，尤其是呈现那些“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进而揭示文化中内在的矛盾性，是厚描的关键所在。这原本是文化人类学家使用的一种方法，但我觉得用来概括你这部小说的特征之一，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我无法精确统计出厚描在你这部小说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但即便保守估计，我觉得也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篇幅吧。你的写法常常是这样的：稍稍交代几笔故事情节之后，厚描就开始跟进了。它有时也比较简约，但更多的时候则呈乌云滚滚、密密匝匝之势，排山倒海地向读者压来。我不知你在写作时是否很享受这种状态，我只能谈谈我作为读者的感受。每当你如此运笔时，我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厚描之力和厚描之美。我开始欣赏它的威仪，享受它的力道，品味它给我带来的震撼效果或巨大冲击。
举个例子吧。那处送沙路上必经的S型大坡凶险无比，它也曾被你数次厚描过。第一次出现在王大虎回家坐的蹦蹦车上，那是他回忆“跟车”（跟着父亲的送沙车）时插入的描写，但那一处似乎只是厚描的彩排。随着王大虎重新进入送沙的叙事中，S形大坡又开始频频出现了，但你似乎还在反复彩排，直到第15节开始奏出厚描的最强音：父亲王龙决定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再送一趟沙，而大虎“担心那个恐怖的S形大坡，他第一次跟车上了这大坡，就开始担心他们总有一天会滑落到沟里，尤其是车突然熄火，而他又在急切中找不到石头或者疙瘩来垫轮子，或者以四档急速下坡，他往往被颠得飞起来时。他觉得父亲总是在他的生活中制造巴洛克式或者哥特式繁复的障碍和意象，这极大丰富了他们的命运曲线。他有些怨恨地站着，但是他从来不敢与父亲对立，或者说出他的想法，这僵硬的动作就是他抗争的极限。”（P63）但是，在凶眉暴眼的父亲面前，王大虎的抗争以失败告终。于是，经过第15节的铺垫之后，16、17小节全部变成拼了命的父亲与惊恐万分的儿子在送沙路上与暴风雨作战的厚描。准备向恐怖的S形大坡冲刺时，父亲喊儿子压车头，但“父亲龟缩的脖子暴烈地一动，他依旧什么都没有听见。大虎突然戏剧性地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尤索林在飞机里同战友之间绝望的疯狂对话。然后又谨慎地拔起脖子听，这时父亲没有动静”。（P64）当大虎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后，他一会儿跳上去压车头，一会儿跳下来找垫石，一会儿又不得不推住打滑的车。终于，四轮车开始颤巍巍前行了，他又赶紧跳上车头，“从他的角度，正好看到深沟里不断升腾的浓雾，他明显感到速度在降低，而震动的频率和幅度在增大，这让他极度恐惧。车头的震动从他的脚面传递到腹部、胸膛、五脏，以及他的脖子、头、脸、鼻子、眼皮，震动引起肌肉的波浪状弹跳，他的头像得了老年帕金森症一样摇晃。突然，喜剧性地，他身体的紧张和不适最后集中到膀胱，他有了尿急的感觉，就像考试结束而他的答卷没写完，监考老师伸开手将要收他卷子时一样，他开始羞愧于自己的尿急，有时候他在桌位上只好紧紧夹住，而卷子一旦被刷拉一声拿走，就不再有尿急感。现在，是车头呐喊般的轰鸣和狂乱震动、雨水的浇灌、父亲龟缩的脖子、车辆细微的随时可能停止的前进、近在咫尺的沟壑，这些事物无法解脱他的尿急感，最后，尿急感突然转化成微妙的性欲的感觉，随着震动和摇晃，那个东西开始变大、勃起，似乎为了抗争什么一样硬绷绷地挺起。也许它在表达活的欲望，最后关头它站出来，暴怒和震惊于这种境遇”。（P66－67）
我以为这是非常精彩的厚描，它确实也足够厚，足够深（这个术语的另一种译法便是“深描”），因为你用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把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从容展开了。仔细琢磨，这种厚描已并非单纯的景物描写、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而是把父子对峙，父子共舞，风雨交加，风雨同舟，主人公的感觉、联想（那些以前读过的小说中的画面、场景、声音和话语不断从大虎的脑海中弹出）、心理状态和生理反应等等不断地揉到一起，烩成一锅，让它们互帮互助互动乃至互文，于是残酷的生活纹理开始显影，密实的生存细节、心理细节开始毛茸茸呈现。我前面说过，表面上看，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但厚描之后，小说顿时有了精气神，就像一个被饿得饥肠辘辘的人，他原本双目无神，印堂发暗，形销骨立，风吹即倒，但他随即得到了源源不断的食补和体贴入微的调养，于是他印堂发亮了，满面红光了，进而生龙活虎了也神采奕奕了。而厚描就是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是葱花大肉饼、驴肉夹火烧，甚至也可以是刘宝瑞相声里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经过生命有机体的吸收和转换，它们全部变成了小说的血肉。
而且，小说中那种内在矛盾（我更愿意使用“紧张关系”）也是在厚描中逐渐显山露水的。那里有父子之间的紧张，兄弟之间的紧张，爷爷王荣进入故事之中后母亲叶好与他的紧张，父亲王龙与仇人村支书王金合的紧张，住在沟里的全家人与沟外全村人的紧张。同时，你也一直通过反复的厚描，让这种紧张关系“引而不发，跃如也”，只是绷到了极限，才会突然迸发出一种力量。例如，当王龙被讨账者百般谩骂污辱之后，他终于爆发了：“王龙站起来，手里提着二刺，满脸涨得通红，像直立的红色大虾：‘快给我滚，再不走看把你日踏了！’”（P169）这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当刘黑不断地向邻居兜售他的碎碎念时，王荣爆发了。这位前国民党老兵，身患糖尿病脚趾溃烂的老人，愤而离开闺女家，一个人走回了沟里。为此他付出了歇息二百多次，蹲一百多次，花费五个多小时的代价。这还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而在父亲的狂吼与怒骂下，大虎也终于爆发了：“等他回到一叠地跟前时，他突然近于愤怒地大吼一声：‘停一下！’车停了，大虎从车上跳下，没有任何解释回到小屋，他回到小屋也没有任何事情要做，而是仅仅回到小屋，出于愤怒，出于愤怒。”（P219）这也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吗？爆发是对紧张关系的暂时解决，但它并没有完全消除矛盾，化解恩怨，于是小说就这么一直绷着，绷出了各种各样的张力。
我以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和魅力所在。老萧说这个小说文学性差，这不就是文学性吗？我不知这位老兄为何能形成如此判断？另一位评委说：“王大虎厌恶农村的生活，厌恶自己身边的一切人，如果作者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批判农村文化，这本没有问题。但是王大虎不能蔑视正在辛勤劳作的父母。他总是为父母劳作的姿态感到羞愧，并认为这是用书中的目光审视自己的父母，书如果读成这样，真让人无言。”这个判断也有问题，我的感觉是她似乎没读懂你这部小说。你当时回应说：“对父母的态度是本着真实诚恳的现实依据，不伪饰。惊心的真实状况下，才能写出真正的情感。是极端状态下人与人的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我不相信知识分子跟衣衫褴褛的父亲走在街上就会没有羞愧感，尤其是在被人歧视的氛围之下，那不真实。也不相信有了羞愧感就是不爱父母，是对父母的叛逆，那是两回事。”我现在想到的是，要想真正读懂你小说中所写，是需要一种乡村生活经验和底层体验的。在农村，儿子与父母的关系确实不能按通常的父慈子孝模式去理解，否则就太书生气了。它更粗粝也更奔放，但又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在饱读诗书的人看来，这种法则似乎不近人情，甚至有悖伦常之理，但这就是底层现实；同时，它也在种种悖论中体现出了人性的丰富和深邃。例如，前面所引的那场父子冲突在我看来是非常真实的，而当王龙意识到儿子的抗争后，他不再大吼大叫了，而是叫上了已经吃过饭的妻子叶好跟他走一趟。这就更加真实。随后，父母迟迟回不来，三兄弟开始为父母担心，开始顺着送沙的路线寻找父母。而当大虎非常羞愧地迎来了拎着方向盘、四轮摇把和拿着坐垫、铁锹的父母后，他们居然满脸喜气。按常理，连接四轮车身与车斗的轴断了，他们应该垂头丧气，但因为大虎的抗争，他躲过了一劫，父母又为他庆幸，觉得他命大福大，所以才欢天喜地。这就是乡村世界的逻辑，它完全颠覆了书本上常见的亲情伦常，却又更耐人寻味，更令人过目难忘。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意义的父慈子孝呢？
我似乎离题了，所以要重新回到厚描。为什么我如此看重你这部小说的厚描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许多小说家正在丧失这种技能。本雅明写过《讲故事的人》，也曾思考过《小说的危机》。在他看来，“正是小说阅读的泛滥彻底地杀死了讲故事的传统。”（《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社中心2009年版，P70）而我现在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影视剧的泛滥正在围剿着小说的传统。我曾经琢磨过影视思维如何入住小说，从而改变了小说的内在构成等问题。近年来，我也读了不少国内作家的当下作品。说实在话，让我满意的小说还真不是很多。而我之所以不满意，原因自然不少，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许多小说家会叙事不会描写，会写对话不会写场景，会展开粗枝大叶的故事情节不会描摹丰富多彩的心理细节。他们似乎已经中了影视逻辑的埋伏，正在被它蚕食鲸吞。所以，当我读到你的这部小说时，其兴奋和激动真有点无以言表。你像推土机那样叙述，像播种机那样厚描，这种功夫和能力常常让我叹为观止。记得我跟聂尔兄都感叹过：浦歌可真会写小说啊！现在我想说的是，你恢复和捍卫了小说的尊严，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本来我还想谈谈父亲与三兄弟之间的那种喜剧般的结构关系，谈谈小说中所塑造出的那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谈谈那种悲苦甚至蛮荒的环境为什么常常会生发出一种喜感，甚至更想谈谈主人公王大虎为什么会时常“羞愧”，他的羞愧感究竟来自何处，为什么他脑子中不断晃动着那些文学大师们笔下的精彩片断，这些吉光片羽在你这部《一嘴泥土》中具有什么功能。我甚至都想到一个题目——《文学青年的白日梦》，想以此展开我对王大虎的分析。但我只是谈了谈厚描这个写作技术问题，就已经把这封信写得很长了。
而且，我也没想好如何谈你这部小说的缺点，或者也可以说，两遍之后我依然没看出有多少缺点。单从这一点看，我就既不马克思也不恩格斯。何况，我也写不出恩格斯那样的名句：“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么说，戏仿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嘛，哈哈。当然，《一嘴泥土》也不是《城市姑娘》。我甚至想到，假如恩格斯在世，他又会如何评价你的这部小说呢？
那就只好暂时打住吧。上面所说的那些想法我准备再捋一捋，也许我会在下一封信中谈，也许我会专门写成文章。即颂
写作顺利！
赵勇
2016年1月24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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