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成就奖”的喜与忧

    8月16日，万众瞩目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以五位当红作家毫无悬念的获奖而宣告终结。尽管这次“茅奖”评选被认为是“史上角逐最激烈”的一次，但就结果而言，从252部入围作品中选出的这五部作品，终究代表了四年以来当代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成就，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便堪称“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代表”；王蒙那部“旧作新出”的《这边风景》则无疑具有“特殊时期”的“特殊的历史价值”；金宇澄的《繁花》虽存在较大问题，但它的“横空出世”还是收获了良好的口碑，能够获奖也是众望所归的结果；而苏童的《黄雀记》也显示了独一无二的“南方的情调、气味、气氛”；李佩甫的《生命册》更不用说，这部“储备五十年”筑就的“心灵史”，被认为“揭示了城市和乡村的时代变迁及其带给人们的心理裂变”。

    在此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五位获奖作家的平均年龄，已然超过了61岁，其中最年长的王蒙已年过80，而最年轻的格非也已超过51岁。作为创造积累超过30年的作家，他们都可谓功成名就，而此次加冕“茅奖”亦是对其功名的再次确认。一时间人们也恍然大悟，原来当我们评茅盾文学奖时，评的是“终身成就奖”，此言果然不虚。尽管就长篇小说的创作而言，它对作家的经验能力、思考和思想能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因而更加青睐“文坛老人”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总体上“老人们”的持续获奖，还是让人心生不快，这也不得不让人思索“茅奖”“终身成就”背后的诸多奥秘。

    坦率地说，这是一次没有争议的评选，因而也并没有什么关于评奖的负面消息传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次的评奖都显得极为圆满。但仔细分析，我们也可看到，问题也恰恰在于这种“圆满”本身。换言之，就其评选而言，各方的满意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了这次“折中选择”的审慎与平庸。这似乎是各方力量妥协的结果，这种选择既是文学自身的胜利，也必然包含它的遗憾。

    从这次评选的结果来看，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茅奖”评选机制的变化。“茅奖”评选之所以不断改革，也是为了应对可能的争议，以及由此而来的不良社会影响。这也难怪，其实不光是茅盾文学奖，一切官方的评奖都逃脱不了媒体聚光灯的审视，这固然显示了媒体监督的社会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这种商业式的关注却是一种质疑式的“挑剔”和“挑衅”，它以寻找新闻的方式制造社会效应，这给评奖本身的“偶然性”与“多层次性”带来巨大压力。这一点，在最近几届的鲁迅文学奖中产生了诸多教训。在这个背景下，基于制度的改革，对“茅奖”评选方式予以调整便显得至关重要了。也就是从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开始，作协引入了“大评委制”和实名投票制。面对62人的庞大评委阵容，显然没人有能力左右最终的结果，而内定、贿选等不良操作更是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从根本上杜绝了过往评奖中偶然出现的“爆冷”状况，当然有利于评选的公正。再加之几乎所有的评委都来自文学一线，这都无疑使得评奖实现了“回归文学本身”的夙愿。

    然而，纯文学内部的表演其实也绝难令人满意。美学上的广泛分歧，使得评价一部作品变得日益困难，尤其是在“大评委制”人多势众的情况下。而当绝对的“唯作品论”变得举步维艰时，所有的共识也只能依据作者的名头勉强展开，这也就是业内逐渐形成的所谓评选“潜规则”。甚至评委们也都理直气壮地承认，“一种均衡原则在起作用”，“在评选作品时，也同时参照作家的创作经历与创作积累”，“在看作品的同时，也看作家的贡献”，即更为“看重作家的持久创作力、作家长期以来累积的文学口碑”，因而，“有多年创作经验并保持高水准的作家更容易赢得评委青睐”，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规则。

    由此可见，在“纯文学”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作者的名望成了裁决作品好坏的重要依据，也成为评奖环节中一种简单的取舍方式。于是，评奖自然而然地沦为圈子范围内论资排辈的游戏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这次获奖的王蒙，这是1950年代便登上文坛的“资深作者”，但单就长篇小说的质量而言，他最好的作品被一致认为是出版于1986年的《活动变人形》，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之作，但当时却因种种原因遗憾地与“茅奖”擦身而过。而这次《这边风景》的获奖既是对当年“遗珠之憾”的补偿，也是对王蒙本人多年来坚持创作的肯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李佩甫的身上，《生命册》的获奖固然是对这部作品的肯定，但也不能忽视当年《羊的门》的落选为他此次获奖所埋下的伏笔。这种补偿式的选择，早已成为茅奖评选公开的秘密。就拿上届获奖的湖北作家刘醒龙来说，他最为看重的作品当然是史诗巨著《圣天门口》，而非脱胎于旧作《凤凰琴》的那部《天行者》，但事实上获奖的却是后者。这毋宁说是评委们基于《圣天门口》最后一轮抱憾落选的愧疚之情，而做出的平衡和心理补偿。甚至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客观地说，他的《蛙》很难说就超越了之前的《檀香刑》和《丰乳肥臀》。

    这种“杰作”的落选，与事后的“补偿”，久而久之也成为了一种评选“常态”，使得原本奖励作品的重要奖项，逐渐蜕变成为如今这“疑似”的“终身成就奖”。而这样的评奖也终将滋生出它的惰性来，看看还有谁没有得奖，看看他这次有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姑且不论新作的水准究竟如何。而没有得奖的作家，只要坚持创作，便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斩获。“茅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从“作品奖”变成了“作家奖”。看样子，这是要倾力打造对于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情感追认。比如许多评论者都已注意到格非、苏童同时获奖的文学史意义，在他们看来，这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先锋派作家经典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对于一代人影响至深的写作者修成正果的重要标志。而有趣的是，“茅奖”评选也非常及时地满足了人们这种微妙的情感体认。

    总而言之，以对评审“黑幕猜测”的忌惮为由所做出的制度创新，固然极大提升了“茅奖”评选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但这样的方式终究显得沉稳有余而活力不足，它过于追求“实至名归”的僵化和保守，使得获奖本身逐渐蜕变为对于“经典化”的文坛“名宿”的“还债”。在此，“茅奖”的规矩已然建立，它消除了草创之初的简单和粗粝，却转而以中规中矩的“排队”，死气沉沉的“分猪肉”，走向异化和无趣的歧途。当获奖变成一种写作成就的简单积累和追认时，年轻作家的光彩势必会被无情漠视，而提携后进更是一纸空文。

    从“茅奖”“终身成就”的背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拒绝任何“意外”的评奖，也同时拒绝了任何的“可能性”，它会让自己因过于“规矩”而流于平庸，逐渐让人厌烦。

    （徐刚，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