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此居住，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宅院从此跻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史最重要的那些建筑之列。
但八道湾十一号的重要绝不止于此。八道湾十一号内发生的一切，对鲁迅、周作人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真相究竟如何，一直如谜团般，众说纷纭。在周氏兄弟研究专家黄乔生先生的《八道湾十一号》中，八道湾十一号的历史，首次得到了完整细致的梳理。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向左还是向右，其实跟他们的私人生活有密切关系。没有人可以完全脱离自己的衣食起居、进行纯粹的“形而上”活动。我们不是为了“窥伺”才去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而是为了获得更鲜活、更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跟随黄乔生先生，回到历史现场的初衷。
八道湾十一号由鲁迅1919年在北京购买，以供全家人包括周母、朱安、周作人、周建人的小家庭从绍兴移居北京。鲁迅为全家人的事务殚精竭虑，是他作为大家庭的长子一直以来的习惯和责任感使然。鲁迅从少年时代便主持家政，替母亲分忧。鲁迅、周作人的父亲英年早逝，生前曾希望两兄弟“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出国留学。但周作人并没有走上留学欧美的道路，而是沿着鲁迅已经走出的一条比较成熟的求学之路，先是去南京读书，后来一路到了日本。因留学官费难以为继，周作人在留日期间的开销用度，包括后来娶妻生子，全靠鲁迅后来回国谋事以供周作人所需。
鲁迅、周作人的三弟建人，也曾想跟随哥哥们去域外留学，但鲁迅考虑到三兄弟都外出求学，会使母亲感到孤单冷清，于是让建人留在国内陪伴母亲左右。当鲁迅、周作人回国谋事、文名渐丰之时，而建人仍然苦于缺少良好的受教背景、远远不能像哥哥们那样叱咤文坛、独当一面。鲁迅卖掉绍兴祖居、举家北上，并购买了足以容纳周家三代共十二口人居住的宅院“八道湾十一号”，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多少也是为了使建人的小家庭能受到两位哥哥的庇护、不至于在风雨飘摇中倾覆。
八道湾十一号后院宽敞，是因为鲁迅坚持“儿童本位”，为了给周家的儿童一个快乐的童年，形成健全的人格，决意在宅院中，给侄子侄女们留足玩耍的宽敞空间。鲁迅的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中，我们能读到八道湾的宅院既可种花草,又能养鸭兔，俨然一片兴味盎然的乐园。
但这个大家庭也和许多中国式家族一样，充满微妙的人际关系。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各种复杂纠葛汇集的中心。八道湾十一号的家政管理者羽太信子，既是周作人的妻子，又是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的姐姐。她们既是妯娌，又是姐妹。信子和芳子因周建人的收入没有两位哥哥高，从而对这位三弟颇多歧视，并流露在言语之间。周建人在八道湾十一号只居住了一年半，便被迫出走。羽太芳子不愿意跟随丈夫过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余生一直和姐姐一起住在八道湾内，过着寄居生活。而羽太芳子和周建人的二儿子周丰三，也在后来因家庭破碎等诸多原因，用伯父周作人的卫兵的手枪自杀身亡，年仅19岁。
但是发生在八道湾内最“重大”的事件，仍是鲁迅、周作人兄弟1923年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的合作非常频繁，在留日期间，就一起策划过《新生》杂志，后来合作《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课时，本来想借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讲义，后来认为不如让鲁迅本人去授课更好，于是便推荐了鲁迅去当讲师。此类事实，不胜枚举。总的来说，鲁迅和周作人在文学和生活上的合作，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首先与羽太信子的挑拨离间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的事件，便是羽太信子向周作人一口咬定，称鲁迅偷窥其洗澡，此事直接导致了周作人将鲁迅赶出八道湾十一号。周母鲁瑞称兄弟俩失和之前一天，还在将书抱进抱出，商量翻译事宜。可见羽太信子之言来得颇为突然。羽太信子的各种言辞、比如窗前偷窥、或妻弟证言，都被中外学界证明是子虚乌有，偷窥洗澡一事更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成为“悬案”。不过，从一般常理来说，羽太信子说鲁迅偷窥其洗澡，已经是迁居八道湾之后的事情，而这个时候，羽太信子是生育过三个儿女的中年妇女，从拍摄于绍兴时期的全家福照片上看，羽太信子姿色平庸，身材肥胖臃肿，早已不再是周作人笔下拥有“天足”的日本少女，似乎也并不是一个能引起男性“偷窥”欲望的合适对象。
八道湾模式的失败，其实就是中国式大家庭的失败。鲁迅在《弟兄》中半是沉痛、半是自嘲地反思了这一点。
但这种失败，未必又不包含着值得思考的积极一面。
羽太信子直接导致了八道湾大家庭分崩离析、周作人独占八道湾“鳌头”。鲁迅和羽太信子的交恶，有案可稽的缘由，是鲁迅对羽太信子的挥霍无度相当不满。另一个原因虽然隐蔽，但仍然可以寻出线索，那就是鲁迅、周作人都是崇尚个性主义的思想启蒙者，都主张个人独立、自由，有了这样的人格独立要求，就很难再适应大家庭的群居生活。黄乔生说：“说经济问题导致了兄弟反目，是颇为现实的，因为与经济相关的，是人的自主权和人的尊严。……蒋梦麟认为，兄弟两个的个性都很强，所以不能相处。也不失为一个原因。”
但如果没有羽太信子，两人也许会心平气和地保持交往的距离和限度，同时并不失合作和亲密。关于羽太信子的史料不多，但从现有描述来看，羽太信子虽然没有文化，但却很擅长情感施虐和控制。利用癔症发作来要挟家人，是其常态。周作人在经济上，早年常年依附于鲁迅。后来成为知名教授、作家和学者之后，有了不菲的收入，但自己又没有管理财政的意识，经济大权全权交给妻子羽太信子。周作人的生活全盘“日化”，吃穿用度皆为“进口”，在鲁迅、周母、朱安迁出八道湾十一号之后，周作人曾一度入不敷出，与其说是因为收入太低，不如说是因为当家人羽太信子浪费无度。鲁迅认为周作人“启孟颇昏”，在大是大非上缺乏判断力，非常担心。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也多少是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降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文人陆续南迁，但周作人（不如说是因为羽太信子的缘故）却选择留在了北平的八道湾十一号内。连羽太信子的日本家人也一度投奔周作人，寄居在八道湾十一号。
周作人在成为汉奸期间，免不了口是心非、说歌功颂德之言，当然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八道湾十一号向两侧扩展，并得到了翻修。这些自然在抗战胜利之后，都成为他的“罪证”。他虽然也试图维护过“儒家”的中国传统，并因此而得罪了日本统治者。但这些除了加深他自己的内心矛盾和分裂之外，并不能消弭他的“人间失格”。
周作人的投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这与他的日本家庭、尤其是他的日本妻子关系甚大，也是他为自己的人格弱点付出的代价。而这个悲剧，就在八道湾十一号内酝酿成他一生最浓的苦酒。他的书房，是鲁迅迁出八道湾十一号之后留下的屋子，因为地势低洼，下雨容易积水，被称为“苦雨斋”。后来几经更名，都离不了一个“苦”字。周作人的一生，用一个“苦”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周氏三兄弟的三句话，说尽了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基本遭遇。
鲁迅：八道湾内就剩下周作人一个中国人了。
周作人：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周建人：他（周作人）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其实早已是八道湾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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